读经: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上,十四章六至十一节,十六至二十一节,二十三节,二十六节,十六章七节,十三至十五节,十七章二十一节,二十三节,二十章二十二节,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下,四章十三节。 我们上一次讲到倪弟兄一生所受的苦难。他因着贫穷、疾病,受到不少的苦难。不只如此,他也从基督教受到许多苦难。他们给他许多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和谣言。我把谣言列为末一项,因为那是最诡诈、最破坏人的东西。我们都必须知道,撒但是一个说谎者,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。谣言就是谎言。 你们若回头去看主耶稣,就知道在四福音里,犹太教的人也是这样对待主,藐视祂,批评祂,反对祂,攻击祂,也散布祂一些谣言。并且在使徒行传里,犹太教的人也是照样对待使徒们。今天宗教的人也照样对待在主恢复里真正跟随主的人。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、散播谣言,这些都是老法,是撒但基本的手法,是仇敌的杰作。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在一九三四年夏季,在上海,我与倪弟兄同乘一辆汽车到郊区去。当他驾着车的时候,他转过来对我说,“弟兄,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外邦人去。”他这话是引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的话。保罗与巴拿巴把福音传给神的百姓犹太人,但是犹太人弃绝了,并且逼迫他们,于是保罗与巴拿巴对他们说,“你们弃绝这道…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”到了一九三四年,倪弟兄的职事可以说完全遭受到拒绝。在那年以前,他一直将他的职事向着基督教开启,但是从基督教所得到的只有这几样: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、散布谣言。所以那时他对我说,“现在我们要转向外邦人去。”从那时候开始,我们更多注意把罪人带到教会来。 现在我们必须来看他受苦的另一项,就是从一同事奉的弟兄们所受的苦。我告诉你们,这些苦更是严重。从外人来的苦都是我们之外的,唯有从弟兄们受的苦是在我们中间的。 倪弟兄从弟兄们所受的第一个苦,就是被他们从教会中革除了。我已经对你们说过,最早的教会生活实行是在一九二二年,开始于他自己的家乡。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,有一些事情发生了,一九二四年他被革除了。换句话说,他被弟兄们弃绝了。在基督徒中间,从教会生活中被革除不是一件小事。他被革除不是仅仅在会中宣告,乃是正式明文宣布,并且是当他出外不在家的时候。 他曾将这被革除的整个经过细细交通给我听。那次他离开福州,去杭州作工,有人写信告诉他说,他被革除了。不要以为他是天使,可以不在意;他也是人。他自己对我说,这件事令他十分气愤。但是主来问他:“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么?或者愿意在你自己的手中?”因此他什么也不能作。等到杭州工作一完,他就回家。在那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学生,也都是他带领得救的,他们对于所发的通告非常愤怒,他们不能接受,并且他们也都站在倪弟兄这一边。他们到码头迎接他,他一下船,那些年轻人就对他说,“倪弟兄,你必须采取行动,你不能接受这种革除。”当然他又一次受到一点激动。看看来的这些人都站在他这边,他对他们说,他身体不舒服,有一点晕船,叫他们中间几个人当晚到他家里去。那晚去了不少人。在他们未来之先,从主那里有话来,要他不可有任何行动,不可为自己表白什么。所以当人来到他那里,挤成一堆,盼望有点什么反应,他出来时却非常平静,告诉他们说,“弟兄们,我不能作什么,因为主不许我作。我唯一可作的事,是今晚收拾行李,明天离开这里。你们都要安静。”许多人都哭了,非常失望,有些人因此就不再聚会。于是他离开了那里,这是一九二四年发生的事。 在中文诗歌本里的第四百六十八首,就是倪弟兄在那时所写的,我永远忘不了那首诗。五十年过去了,到今天,这首诗还是非常感人,还是叫人灵得畅快。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学习如何背负十架的,是学习如何不为自己表白的,是学习如何受苦而不开口的。 不久之后,倪弟兄有了负担出“基督徒报”这分刊物。再后他有负担北上到上海,在那里开始一个新的工作。就在那时,上海的教会建立了,那是一九二六年底,一九二七年初的事。因为他接受了一次十字架深刻的工作,主的工作就借着他往前走了一步。 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个原则。不错,教会是产生自基督的生命,但也是经过痛苦。连圣经也说,教会的产生是一种产难,正像妇人生产一样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,能轻易的建立起一个教会,没有这件事。教会的产生是凭基督的生命,也是借一些人的受苦。 倪弟兄从弟兄们所受的第二个苦是异议。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未弃绝倪弟兄,但是对倪弟兄一直有异议。举例来说,从开头有一位姊妹,她年龄比倪弟兄大五、六岁。我想最好不要题她的名,因为我要讲到一点消极的事。(当你要说某人短处时,最好不要提名。)她是一个追求主的人,那时倪弟兄二十岁,她二十五、六岁。她很爱主,也有恩赐,从多方面得到人的尊敬,最后成了一位女旅行布道家。我最后一次听说她的事是在战时,她在中国首都一个神学院教书,她被基督教看为很了不起的一个人。她在最初教会生活开始时就在其中了。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?就是她一直与倪弟兄表示异议。跟着那六位开革倪弟兄的弟兄,她是一直对倪弟兄持异议者。在一九三四年元月,当我们在上海参加第三次得胜聚会的时候,我见她在聚会中,但是她在聚会中一直表示异议。当倪弟兄讲道的时候,她是一直摇头。你知道这是一种痛苦。她比倪弟兄年长,且多方受到人的敬重,而她又向倪弟兄持异议。 你们不要以为,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对倪弟兄表示异议。我举出这位姊妹作一个例证,她可算是最强的持异议者。教会生活已经遍满中国各地,而她不在里面。在最起初时她在里头,后来又出去了。这些异议对倪弟兄来说,实在是一种痛苦。 倪弟兄还从弟兄们受到一种痛苦,这痛苦是从人的不成熟与人的无能而来的。他与弟兄们一同作工,背负责任,但是其余的弟兄们与他无法比较。他是那么成熟,那么行,而别的人是既不成熟,又不行。这真是痛苦。 在五十年前,在中国,倪弟兄是一个奇特的人。他比其余的人不知在前多少。许多他所见到的,弟兄们并没有看见。他们不成熟,又不行,这对他来说就变成一种痛苦。这是我刚刚进到这工作里时所见到的。他们不能作什么,但是喜欢喋喋不休,因此也成了别人的难处。你们要知道,在教会生活中,好的工人不多说话,凡好说话的都作不出什么工。你不要受人的欺骗。 接下去还有人的顽梗。让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,非常实际。我进入这工作,是在教会生活开始以后十一年的事。当我到上海的时候,是倪弟兄邀我去访问的,他把我留在那里四个月之久。到那段时间的末了,他来找我说,“李弟兄,我们同工们觉得,你要把家迁来这里,和我们住在一起,一同作工。你到主面前去,看主怎么说。”于是我就到主面前去,也清楚应该怎样作,于是我进到工作里面。他立刻将我摆在一个责任的地位上。我觉得奇怪,为什么这样?我是一个新手,而其余的人至少也作工五、六年了。我只是一个新来的人,倪弟兄却把很重的责任安排给我,并且指定我和他同作一些事。我发现所有其余的弟兄们都各忙各的,只有一位例外。他比我年长,也比倪弟兄年长。我那时大概是二十六,倪弟兄是二十八,只差两岁,而那一位已经过了三十五。在他进到工作里来以前,是一位邮政局长,有一点阅历。有一天有一位很聪明,很有学问的人来了,他打算去美国深造。那时他刚刚得救,很盼望在赴美以前受浸。他来过一、两次聚会,倪弟兄对他的情形很清楚,但是这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说,“不行,他太陌生,只来了一、两次聚会,我们不该为这样一个人施浸。”倪弟兄说,“弟兄,你担心什么?”他说,“我担心他可能没有得救。”然后倪弟兄说,“你可否将所有责任由我来负担?如果这事错了,我在主面前负责。”他还是说,“不。”不管倪弟兄怎么说,他坚持不同意。这真叫倪弟兄受苦,这只是一件事。 在起头的时候,倪弟兄从基督教许多不同实行中采取许多东西。他从某一种实行中采取了圣洁,又从某一种实行中采取了受浸,又从某一种实行中选取了另一件。他对于我们聚会的路,大体是从弟兄会的实行选取来的。在弟兄会的聚会中,姊妹是不许开口的,唱歌可以,但不可以祷告。直到今天,弟兄会还是不许姊妹在会中说话,包括不许祷告。 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后,那就是我进到工作里的那一年,倪弟兄觉得在聚会中没有姊妹祷告,那对教会是一个太大的亏损。他清楚看见,姊妹们在会中祷告绝对是对的。但大多数所谓领头的人,都有一种印象或教训,就是在会中姊妹们不该说什么,姊妹们该闭口。倪弟兄与他们交通说,“我们应该在聚会中释放姊妹们,让她们祷告。”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,“不可以!”以后我到了上海,逐渐发觉有这个问题存在。我对你们说实话,在这事上我几乎是头一个说阿们的人。这是一个小例子。 弟兄们,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法,从开头样样事都是艰难的。正像开路一样,头一批人付上了代价,等到路一开好,别人就很容易在其上开车了。倪弟兄是开路者,他几乎是唯一的开路者。等到发生过一两次事情以后,我就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位上,因为他太孤单。 不要以为只有弟兄们是顽固强项的,有的时候在姊妹们身上这种难处更大。这种强项顽固给我们的痛苦也很大。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习,一面忍受别人的顽固强项,但另一面永远不要向任何人强项。要学习对人说,“好的,弟兄,如果你觉得是这样,我没有话说,我跟你!”不要太相信自己,要学习相信别人,相信你的弟兄,相信你的姊妹。这是一个美好的功课。 第四,就是弟兄们对地位的野心。感谢神,姊妹们不大会有野心。在弟兄们这一边,就有这一个难处。我再说,当我进到工作里,倪弟兄的健康情形不好,不能经常参加聚会。他作文字的工作,也照顾特会,经常的聚会就不能顾到了。我在那里,他便将聚会的责任交给我。当时有一位很活跃的弟兄,非常进取,处处表现他很爱主。我是一个年轻人,非常欣赏这位弟兄。在主日通常有三次聚会。有一次,在一个主日下午的聚会中,我请那位弟兄传一次信息。倪弟兄知道了这事,他责问我说,“你不该请那位弟兄传信息。”我奇怪,这有什么错?可是他不愿对我说明什么。后来我发现,他本来是第三位进到教会生活里来的人。(第二位是眼科医生俞大夫,第一位就是我先前提起的那位顽梗的弟兄,这三位都是由上海内地会出来的。)从起初他就有野心要作领头的人,其实他完全不适合作头,不是那一种材料,所以倪弟兄不赞同这事。你们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么?自从一九二七年他进到教会,一直有野心要作长老,最后到一九四八年,在他进入教会生活二十一年之后,他离开了教会,在家里开始聚会,雇了一位游行传道人。正像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,人在家中设立偶像来敬拜,又雇人作祭司。这不过是一例。 在已过四十年间,我见到许多中国名传道人,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过这条路。他们来聚会,期望得到一点地位。但是倪弟兄总是对人说,教会是一个有机体,不是一个组织,没有地位给任何人。你知道牙科医生干什么?他们就是给假牙一个地位。你安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外来的,没有生命。我不愿把名字说给你们,但是没有人能与我辩论,今天许多有名的中国传道人,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,他们几乎都走过这条路。他们来与我们聚会一段时间,期望在工作上得到一些地位,但在末了发现没有什么可得的。于是他们离开我们,有的变成反对这路的人。这是什么?这就是野心。倪弟兄常公开对我们说,在教会生活中,无论谁要得一个地位,他就永远得不到。 另有一个年轻人,很会装作,非常诡诈,他装出最属灵的样子。为着什么?为他的野心。在最初期,几乎全上海教会的人都被他骗了。逐渐的,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前头负责的人,以及同工们,知道他一切都是假的,大家都同意处理这事。有一次教会突然召集了一次紧急聚会,全会众都来了。一位同工当场站起来,宣布他虚假的事,于是许多人都起来定罪他,全会众都定罪他。于是他离开了。等他离开之后,就被当日中国最高的神学院聘为教师。这就是基督教。 我必须对你们年轻人说,在教会里有这一个问题,就是弟兄们寻求地位的野心。这个使得倪弟兄受许多苦。他曾告诉我,他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些事。到末了他什么也不能作,只好让它去。他说,“我没有什么地位给人,别人也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地位。谁愿留下就留下,谁愿离去就离去。”那时有一些分裂,就是由于这种野心导致的。 要知道,有野心的人从来不承认他有野心。等到他们引发分裂以后,他们总有一种理由。他们总会罩上一件外衣,一件道理的外衣。他们说,“教会在这道理上有错,我在主面前清楚了。”这全是装作、托辞,是罩盖他们野心的外衣。 还有一点我觉察到的,就是弟兄们的背叛。(有时包括姊妹们的背叛。)当我年轻时,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,读到他们背叛摩西,我觉得希奇,信不来。但是当我进到教会生活里,我发现背叛。不只有从外人来的攻击,更有从里面人来的背叛。到末了不只背叛,攻击也来了。从弟兄们来的攻击。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最实在的事,使倪弟兄受了许多苦,那就是他的婚姻。直到一九三四年为止,他还没有成家,那时他大概是三十二岁。他母亲是在中国式家庭里的人,非常关心他的婚事。他是长子,三十二岁还不结婚,因为其中有一点复杂的关系。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间,我们在杭州又有特会。倪母南下来看同工的姊妹李渊如小姐,她比倪弟兄大约长八岁,她是同工中年龄最大的,那时大约是四十岁。倪母来对李小姐说,“不管怎样,你们一定要帮助,让倪弟兄结婚。”这位年长的姊妹说,“当然,我们乐于帮助他结婚。”于是倪母去见倪弟兄,结果他答应了。就在十天特会过后的一天,他结婚了;我被倪弟兄选作伴郎,还有一位比他年长的栾腓力弟兄则被请作司仪。 就因这次的婚姻,不久之后掀起了大风波。这场风波的掀起包括了三方面。一方面是来自倪师母的姑母。倪师母从小失去双亲,在姑母手下养大,这位姑母极不赞成她侄女下嫁一位穷传道。我必须告诉你们,在四五十年前,在中国人眼中,尤其在上等社会里,认为传道人和乞丐差不多。倪师母的背景算是上等社会的家庭,因此他们不同意,尤其姑母不同意。他们就起来反对。基督教人士知道了这件事,他们就联合起来;加上在教会中间也有一些属肉体的人参与这事,三方都起来反对倪弟兄。 我作过伴郎以后就离去了,回到北方休息。有电报来告诉我这些事,于是我回到上海。简单的说,这是一场大风波。有一天早晨,倪弟兄来见我说,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桩婚姻会发生这样的风波:“你看,我们所有的名字都被刊载在这大城的最大报纸上了。”我不愿讲其中的细节。最后倪弟兄离开上海,驾车到千里外的另一个省分;我被留在上海,应付那些难处。所以不要以为教会生活经常总是晴朗的天,所有教会里的人都是天使。不!即或他们都是天使,撒但也会偷偷塞进好些小鬼来。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风暴。在中国,早期经济的情形不算好。有好些人被主兴起来凭信心事奉,信靠神生活。我曾告诉过你们我的见证,现在再讲一件事。一九三六年我被工作打发到北方,故都北平工作。那时候在我们中间,工作只打发人而不供应人什么的。他们说,“李弟兄,我们有主引导,觉得你该去北平,你怎么说?”我说,“阿们!”于是就去了。去了之后,一切的需要都得仰靠神来供给。当时我到了北平,看看这城市相当大,心里想说,最好买一辆脚踏车,行动就方便了。我为此祷告主,里面觉得主说,“去买吧!”我对主说,“我现在口袋里有一些钱,但只够搬家用。”但里面深处总觉得可以去买车,主会给我钱。这大概是周五或周六的事。等到主日擘饼以后,奉献箱里开出一个包,是给我的,两块钱。下周周一,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来见我,和我谈话很久。在他离开时,留下一个信封在茶几上,说,“李弟兄,这是为你的。”他去后我打开一看,有十块钱。在同一天又来了一封挂号信,里面有一张二十元的汇票,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汇来的。当我出去邮局兑换汇票时,路经一家脚踏车店,进去就看见一辆脚踏车;样样都合意,我就买下了;车价外加牌照税,合计三十二元。我买了车,回家心里真是快乐,就到书房跪下感谢主。当我正祷告的时候,主指给我看,从主日晚上起我正好收到三十二元。很自然的我在主面前流泪,感谢主的信实。 我这是举例给你们看,我们早期是如何过生活的。那时有许多人被主兴起来,但是经济的情况不好。因此好些人都受到试炼,也有好些人生病。有一天倪弟兄在聚会中给我们一点统计的数字,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工是死于肺结核,并且年岁都不大,都是三十五到四十的样子。我曾对你们说过,倪弟兄经常用他收入的三分之一帮助别人,但这笔需要太大。简略的告诉你们一点故事,到一九四○、四一年,倪弟兄的二弟是一位药剂师,他在中国生产几种药品,但不太善于经营,因此要求倪弟兄进来。于是倪弟兄就接受了那个经营,作为供应工作需要的一个机会。不久之后,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,因着有野心要得更高的地位,就在教会的弟兄们中间制造了一些误会;这些误会就像滚雪球一般,越滚越大,大到一个地步,整个在上海的教会都起来反对倪弟兄,逼得倪弟兄只好离开上海。就在同一个时候,上海在日本的占领之下,在上海的日本宪兵当局,强逼上海教会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伪组织,这组织是听命于日本军事当局的。教会不能这样作,所以也被逼停止聚会了。 在这样一个混乱之下,倪弟兄停止了他的职事,离开上海去到内地,在重庆继续进行他的药厂工作。他的职事一停就是六年。有的人说,他太忙,太被他的事业霸占,因此没有时间尽职事。那纯属谣言。他停了职事,不是由于太忙,而是因弟兄们的背叛。这是那几年他所受最大的痛苦。 等到那六年过去了,到了一九四八年,有一次大复兴在我们中间被带进来。借着那次的复兴,背叛的人几乎全部懊悔,向倪弟兄悔改认罪,于是倪弟兄回到他的职事上。(我愿顺便说一句话,虽然那么多人背叛反对倪弟兄,但他们并没有反对教会,那是一个见证。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到宗派去,他们还是留在教会里。)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。在那次复兴的时候,上海教会决定要建造一个会所,当时找到一块地皮,买价要花十万五千美金;同时还要建造一个会所,内部可容三千个座位,外面可容二千人,又要花十万美金。这笔需要,在那时是一个相当重的负担。有一天晚上倪师母来见我,说,“李弟兄,倪弟兄要你今晚去我们家,有事和你交通。”于是我就去了,他交给我三十七根金条,每条十两,总共是三百七十两黄金。(在那时的时价是一两黄金五十美金。)他说,“把这拿去作为买地用。”我问说,“这是从哪里来的?”他说,“是从药厂经营来的。”我感到惊讶。那时教会为买地建会所奉献已有半年之久,弟兄们的奉献加起来是三百七十两黄金。现在倪弟兄一笔交给我的,也就是那么多。 这是一段故事。在那次复兴之后,他开始有训练。不久共产党来到,占领了他花费许多钱所买下的训练中心。那是一座小山,上面盖了好些小屋,全都被没收。他自己也在一九五二年被捕,被监禁二十多年,最后死在监里。 我告诉你们,按照我的看法,以及我对他的认识,他一生没有度过一天安逸日子,一直是受苦的。经过所有这些苦难,他学习天然生命受对付,魂被对付,己受对付。在那六年被摆在一边的日子里,他所学最后的功课乃是外面之人的破碎。天然的人破碎了,然后灵才可能得释放。所以他不是仅仅传递知识道理给人,他所有的教训都有一些真实的经历。他从苦难中学了这些功课。 我们今天承受了所有的功课。我能向你们作见证,没有什么比我在倪弟兄身上所看见的苦难,帮助我一生更大。在他身上所见到的这些印象,是我终生难忘的。这些印象成了我基督徒生活中最大的帮助,我信这也是对教会莫大的帮助。我们今天的确承受了这样一笔遗产,这是倪弟兄付上了极大代价所换取的,这个代价就是他所受的苦难。 我再说,倪弟兄一生是一位受苦的人。他没有孩子,他的妻子约比他早七、八个月离世。她先去世,然后他才去。他什么也没有留下,他没有写什么遗嘱,他就是这样去了。不过从另一面说,他留下了不少。你们同意我的话么?在这里有众教会,有这许多属灵的丰富,都是神借着他留下的。第十五篇 倪弟兄一生
所受的苦难与学习(续)从一同事奉的弟兄们所受的苦
革除
异议
不成熟与无能
顽梗
野心
背叛
一生是个受苦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