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篇　个人接触中对倪弟兄的认识

读经：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，十二至十三节上，提多书三章十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，四章十六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启示录一章十一至十二节，二章七节，二十二章十七节上。

我们都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。我们不是一种组织，也不是一种运动。我相信这五十年来已充分得到证明说，这是主的恢复。主的恢复就是把我们带到起初去，有正当的教会生活。什么是恢复？恢复就是有些事已经落下去了，现在来把它再拣起来，把它再带回来。

我们很难脱尽基督教堕落的因素

我们也必须看见，在早先的日子，虽然主已经给我们在消极方面看见了基督教的错误，又在积极方面看见了教会，可是在五十年前我们几乎很难脱离基督教的老旧观念。基督教在地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。它挂着基督教会的名义，却变成了如此庞大的一个怪物。有神的教会的名义，手里握有圣经，传讲耶稣基督作救主。就是这三件事，叫人很难离开所谓的基督教。但是基督教在神眼中的确是变得那么邪恶，甚至可说恶极了的。你在启示录能发现，基督教世界在神眼中就是大巴比伦，她是那大淫妇，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可是那个大淫妇手中又拿着金杯。在预表里，金总是表明一些出于神的事物。它是那大淫妇，但是手里却拿着一些神圣的事物。第一，他们有“神的教会”、“基督的教会”的名义。这一点你很难说那不是。但是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有从神眼光中的异象，你能说那是邪恶的，因为里面有邪恶的因素。这在马太十三章中，主已经预言了。那女人把酵放在细面里。现在无论细面在那里，那里都有酵，面已经与酵相调。因此人很难脱离堕落的基督教，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混合物。她是邪恶的，但她仍持有一些神圣的东西。真的是金杯，但金杯里面充满了败坏、淫乱，和各种在神眼中看为可憎之物。外貌是神圣的，但实际是属鬼魔的。

你摸着细面，同时也摸着酵，两者已相搀为一了。因此在主的恢复中，我们很难脱离基督教。这叫我们花了好多年的工夫。我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才完全进到主这恢复里，那是在主开始祂的恢复十年以后的事。在东方，主的恢复是始于一九二二年。正好在十年之后，我才完全进入这个恢复。在这前面的十年里，我与主的恢复毫不相干。你们曾听我说过，自从一九二五年我读到倪弟兄的书，我才清楚关于基督教的错误，以及正当的教会生活。我对这些有了认识，才开始与倪弟兄通信。但是我住得离他很远，我并未接受帮助到一个地步，完全进入这个恢复。甚至到一九三一年九月间，我正打算乘轮赴上海参加特会，突然间因着日军侵占东北的消息使我裹足不前，甚至取消了那次旅行。我信如果那时我就去了上海，我必会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就跳进这恢复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年来我看见了主恢复所有的经过。这个过程是什么呢？在起初就是经过基督教，从基督教里出来。

我告诉你们实话，甚至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未彻底从基督教里出来。在下意识里，你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基督教的感觉。我不晓得这种感觉在那里，也许是在我们的血轮里，或者在我们的天然性情里。比方你喜欢听道理，每逢你来聚会，总盼望有一些能讲的人来讲道。你认为这是好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基督教堕落的东西，这是尼哥拉党人败坏的成分，这是圣品制度邪恶的因素。你来到聚会中，为什么不预备好自己来有所供应？或许你要说，“哦，我那么软弱，我什么也不懂。哦，这；哦，那！”不错，你事事都软弱，但是对于坐在长椅上听道这事相当强！你样样都弱，只在一件事上是强的，就是盼望听好道。当你进到一个聚会，看到没有强的讲员，你就会说，“我不喜欢去，我不喜欢到一个没有讲道的地方去。”这是邪恶的圣品阶级观念，我们对这个都该掷石头。但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在我们里面的东西。哦！主的恢复乃是要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，回到起初去。

起初只有灵

起初是怎样的呢？起初只有灵。哦，众圣徒，一班蒙拣选的人，一班得救的人，都在灵里享受基督，经历基督，并在团体方式里表现基督，这就是当初的情形，这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。没有宗教，没有规条，没有仪式，没有道理，没有教训，只有灵。在灵中享受基督，在灵中经历基督，在灵中、在团体方式中表现基督。这就是起初的光景。

经过了这五十年，主在恢复中是快的，而我们却是慢的。祂是既快又机警，而我们又聋又迟钝。有时往前一寸又退回两寸；以后又往前一寸又退后三寸。不要以为在洛市的教会是那么好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至今仍在被拖累之下。在最近几个月之间，我们一直在往前拖拉，但是很少进展。你们都知道，上来不大容易，但是下去很容易，不用挣扎努力。你只要说，“好，下去吧。”就下去了。但是无论怎样，我看见这些年来主是一直带我们向上。我们越往上，就越变得简单；越往上，就越变得无有。

在圣经里，比方在罗马书中，有不少章教训。连以弗所这样一卷短短的书，也有一些教训。但是当你来看末了一卷启示录的时候，所有的道理都过去了。这末了一卷书启示录里有什么？只有灵、灵、灵、灵！约翰在灵里看见灯台。他并没有看见千万信徒，他只看见在一个城里有一个灯台。这岂不是简单么？太简单了。你看今晚在座有好几百人，但是按照正常的情形，我们只该是一个灯台。没有意见，没有想法，没有争论，没有辩论，没有道理，没有教训，只有一个灯台。在神眼中，地方教会必须非常简单，非常单纯，正像金灯台一样。

不只如此，到启示录这卷书是说，“圣灵…所说的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”不是圣经说的，也不是圣灵对众圣徒说的，乃是“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”。真简单，圣灵对众教会说话。最末了二十二章十七节说，“圣灵和新妇都说。”千千万万圣徒现在成了一个新妇。

今天我们只有几百人，我们是一个新妇么？我不大信。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观念、意见。我们仍需主的拯救，主的恢复。我怕我们有些人仍在基督教的影响力之下，而这个影响力是非常消极的。因此我们都必须认识，今天主是一直要把我们带回到祂完全的恢复里。而祂的完全恢复是绝对远离基督教，完全在灵里的。圣经在我手中已经五十多年了，但是启示录对我从来未曾像今天这样清楚过。这卷书有二十二章，但我有一个深切的印象，就是这只是一本灵与新妇的书，只是一本灵与教会的书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是绝对在灵里的东西。所以要转到你的灵里，并且留在你的灵里。

必须活在灵里，也必须活在身体里

最近我听见，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告诉别的基督徒说，“不要到他们这班人中间去，（那就是指我们说的，）因为他们这件事不合圣经，那件事也不合圣经。”我告诉你们，在五十年前我也用同样的石头去砸人，说他们不合圣经。但是今天我要问说，“谁是合乎圣经的？”你合圣经么？你是分门别类的，分门别类是最不合圣经的。在新约里没有一件事比合一更重要，更具战略性。主耶稣祷告父，要我们都合而为一。但是你们告诉人说，“这些人不合圣经，不要与他们合一。”你们这作的是什么？你们是帮助人借分裂而来合圣经。没有一件事比分裂圣徒更不合乎圣经了。我宁可似乎不合圣经，而要与圣徒合一。（参代下三十19，23。）

比方这里有一个人，肮脏的不得了。好，现在来把他切成块，把每一块都洗得干干净净。这只手臂成了最干净的部分，却是支解了的部分。让我问你，你是要一个整个的脏人呢？或是要一只清洁的手臂？我对你们说实话，我能整天二十四小时与一个脏孩子同处；但是如果你把一只切开的膀臂摆在我面前，即或你用最好的清洁剂把这膀臂洗了二十四遍，我看了也要吓得半死。今天分裂的基督教也会把我吓得半死。不管他们所作所为是否真合圣经，那还是一个大问题；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就是他们是分裂的，他们是被支解的，并且他们也是一直在支解，他们是支解人者。当他们对你说，什么东西不合圣经，他们的用意就是要支解你，是要分裂你，这是个诡计。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活在灵里，活在身体里。我不爱这个道理，也不爱那个道理，我只顾活在灵里，并在身体里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这五十年来主在我们中间，与我们一同作的事。并且一年过一年，主已经更有所得着。因为如今我们更清楚，问题不是在这或是在那，完全是在灵里，在身体里。你我是在灵里么？是在身体里么？如果你们答说“阿们”，赞美主，那就对了。在灵里，在身体里。

到上海从倪弟兄得到帮助

现在要继续告诉你们一些故事。昨晚我曾告诉你们，当我得救的那一天我已蒙召，但有八年之久，我并没有信心接受主的呼召。我知道如果我要事奉主，我不该作一名受雇的传道，我必须借信靠祂往前。起初我没有信心这样作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，主勉强我放下职业。那段时间我一直与主争执。倪弟兄有感觉写了那张便条给我，印证坚固了我。我无法形容，那张便条对我是何等强的印证。因此我在放下职业以后，马上定规去找他。他留我在上海作客，我就留在那边差不多四个月时间。在这四个月里面，倪弟兄在我身上作了不少事情，有些事在当时我很清楚，有些事在当时我并不清楚。

在那段时间，我常去找他，有时他来找我。每次见面都是好几小时，他并没有对我谈虚空无益的事，他总是抓住机会对我谈三、四类的事。

（一）关于主的生命。在这点上他帮助了我。当我尚未去他那里以前，我也爱主，也认识一些圣经，但我对于生命并不清楚。直等到我与他接触，关于生命的事，我的眼睛方始被开启。好多次他在生命上帮助了我。

有一天下午他和我相处；我在沙发上，他坐在摇椅上。当他正在摇椅上摇着的时候，他说，“常受弟兄，什么是忍耐？”这话把我难倒了，因为这个问题过于简单。当然我们都懂什么是忍耐，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是出自他的口，其中一定有讲究，因此我不敢答说什么是忍耐。他还一直在摇着，又问说，“什么是忍耐？什么是忍耐？”于是我说，“在我看来，忍耐就是一种忍受，当人苦待你，逼迫你，你忍受这个苦，这就是忍耐。”你们不也会这样答法么？我信你们也必定是这个答法。然后他摇摇头：“不是！”我就说，“那么请你告诉我，什么是忍耐？”于是他回答说，“忍耐就是基督！”这话我没法领会。这对我说来像是外国话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。我就说，“弟兄，忍耐就是基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不好请你解释一点？”他就只是一直摇，还是说，“忍耐就是基督，忍耐就是基督。”就是这样差不多一点多钟，我真是感到困惑。我急切想知道“忍耐就是基督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他一句解释也不说，就是一再重复说，“忍耐就是基督，忍耐就是基督。”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完全失望了，失望得几乎要哭出来了。那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间了，于是我说，“倪弟兄，时间到了，我必须回接待处去用晚餐了。”他说，“好，忍耐就是基督！”我去了，没有得到答复。

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我回去以后，我吃不好，实在无心吃饭，我实在觉得困惑，于是我回房间跪下祷告：“主！忍耐就是基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告诉你们，就在那一两天里，主实在对我说话，并且给我看见，“基督是我的忍耐。”真正的忍耐并不是我们的行为，真正的忍耐乃是基督从我们活出，或者说基督将祂自己从我们活出。我看见了这一个。我就是要给你们看见，在那些日子，他在生命的事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。

（二）他一直对我讲起我们的历史，从他得救头一年起，一直到那时为止。你们知道，在那十年到十二年间，我并没有完全在教会中。他用好多小时的时间来讲这些事，不是简略的说，是一次过一次的讲说。那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过后我就领会了，我知道那是为建造我。他在我身上立好了根基。

（三）他也一直对我讲说教会的历史，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。他实在认识在教会历史中的事。那时我自己并没有读太多教会历史，多半是从他口中听来的。而他对我讲教会历史的说法，是朝着主恢复的这一个目标来说的。因此我得了帮助。

（四）他也的确帮助了我，在对圣经的认识上采用生命的路。我在对圣经字句方面的认识，是从弟兄会得了帮助，但是倪弟兄在生命的方面，帮助了我认识圣经。

被倪弟兄试验

再加上一点，他尽力把我放在一个地位，使我能有分于这工作，也有分于上海地方教会的责任。这给了我最好的机会来有所学习。在他尚未将我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以前，他试验了我。而他的试验是隐秘的。最初我不知道，我并不知道他是在试验我。我们通信一段时间，但从未长时间在一起过。实在说来，他不太认识我。所以他悄悄的将我放在试验之下。

有一天他带来一扎信件，是从许多不同地方来的，问他好些问题。有的是关于教会的，有的是关于教会立场的，有的是关于生命的，有的是关于解经的。他就带来一扎这类问题的信件，对我说，“常受弟兄，我太忙，没有办法花太多工夫在这些事上，好不好请你替我覆这些信，解答所有的问题？”我说，“也许有的事我不知道怎么答复。”他说，“这不要紧，有问题可来问我。你去作吧！尽你所能的。”靠着主的怜悯我作了。最后我发现那是他在我身上的试验，借此他知道我里头是什么情形。这个用意原先我并不知道，只晓得他托我为他作一点事。

等我到达他那里后不久，弟兄们来看我。那时他们有两个会所，第一会所比较大，第二会所比较小。一位弟兄来说，“李弟兄，我们盼望你来第二会所对我们讲道。”他们安排了几天特会，要我去讲。我才到不久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才知道那也是一个试验。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暴露人，能比得过说话。如果你想躲避被暴露，只要闭口就好了。你一直不说话，你就成了一个谜，没有人知道你在那里。但是一旦你一开口，人人都知道你在那里。总之，那一次我被摆在试验之下，七日之久在那里讲道。虽然倪弟兄不在场，但他打发了几名探子，我所讲的种种都有消息报到他那里去。那是在第二会所讲的，我信那次算是考试通过了，因此他们又安排我到第一会所讲。开始不是对基督徒讲造就的道，而是对罪人传福音。教会预备好要有大规模的布道会，许多人以为是倪弟兄讲，我那时也非常安闲，预备好欢欢喜喜来听一点信息，也要学学看怎么传福音。就在布道会开始前一小时，我正在桌前读经，有人敲门，塞进一张便条，是倪弟兄送来的，写着：“常受弟兄，今晚你传讲一次福音信息。”我大吃一惊说，“这是什么？”但是一看，连那位送信来的人也已消失无踪。我该当怎么办？没有别的路，我必须去讲。

你们知道那晚我讲什么？我引约翰十六章的话：“祂〔保惠师〕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”（8。）我就在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这三点上释放了一篇福音信息。我说，“为义，因为我们能信基督，义是属乎基督的。为罪，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生的，罪是出乎亚当的。为审判，因为我们跟从了撒但。人跟从他，到末了就要与他一同在火湖里。在宇宙间有三个人物：基督、亚当和撒但。我们都是从亚当生的，现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能以进到基督里面。我们相信基督，我们就都从亚当出来而进入基督。你若不相信，你就仍与亚当在一起，有一天你也要与撒但同在审判里。”那是一九三三年的事，我讲了这样一篇信息。我想倪弟兄远在别处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他，也没有人告诉我他在那里。

但是过了好几周，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街上散步，突然间他转向我说，“常受弟兄，让我跟你说句真话，在中国很少有人能从约翰十六章，根据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亚当、基督、撒但这三点，释放一篇见证。我劝你要继续往前。”我问说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说，“那天当你在讲的时候，我就正好站在你后面。”“那怎么可能？我没有看见你！”“我站在门背后。”到那时我才有了警觉，原来他是一直在试验我。

在各种工作上接受托付，投进一道流中

在那事以后，他就有了安排。我已经和你们说过，他有两分刊物，一分叫“今日的见证”，讲到更深生命的属灵原则；另一分叫“基督徒报”，那是为青年信徒的。经过那一段试验之后，他托付我编辑“基督徒报”，他自己负责前者。不只如此，那时他也出刊一种教会通问，那时我们称之为“工作的消息”，他也要我负责一部分工作。不只如此，他也把我放在一个地位来负担上海工作的完全责任。因为他的健康不行，大半时间休息，有时还离开上海。只有在特会的时候他才讲道。

以后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初，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将近四个月之后，有一天他来找我说，“常受弟兄，这里同工们都觉得，你要把你的家眷接到上海来，与我们住在一起，一同作工。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，看主怎么带领你。”我就照着作了。就在那时我看见了一件事，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只有一道水流，从施恩座开始流到耶路撒冷，又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，往北到了安提阿，从安提阿转到小亚细亚，又到欧洲。你看见在整本使徒行传里，在地上主只有一个工作的流。无论何人若不在这流里，到头来那一个工作是没有记录的。巴拿巴与保罗分手，开始了另一个流，但那也就是他工作记载的终了。主对我说，“你看主工作的流在中国该是一个。它既是开始于上海，你就不该留在北边有另一个起头。你必须先跳进上海的这道流，然后在上海的流也才能去到北边。你必须保守在一个流里。”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。我信那是出于主的，所以我就照他们所说的作了。我先在北方开始了工作，然后来到上海，与他们在一起，与他们同工，因此就成了一个流，一道水流。

与倪弟兄多年同工的经过

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间，倪弟兄召集了第四次得胜聚会，地点不是在上海，而是在杭州；全国所有的同工那时都来在一起。我曾对你们说过，那次由于他的结婚，有一个大风暴兴起攻击他，而那次风暴是由三方面促成的。一方面是从他的亲戚来的，一方面是从基督教来的，还有一方面是来自我们中间，主要是来自同工们。我很难讲到其中的细节，情形非常复杂。我从未见过在婚姻的事上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暴。最后在一天早晨，倪弟兄带着一分报纸，几乎流着泪来见我，报上印着大号红字，印着他的名字，讲到他的婚事。这是谁作的？是基督教。然后他就离开了上海。不久李小姐也乘船到内地去了。最后栾腓力弟兄，也离去了。在上海几乎只剩下我和汪小姐，那真是一个艰难的局面。

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两个人就决定什么也不作，不打听什么，也不说什么。我们只是积极向前，带领聚会。赞美主，主得胜！过了三、四个月，倪弟兄回来了。风暴渐渐平静下来，但并未全消。倪弟兄不愿讲道，我们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他都不愿意讲。有一天李小姐建议说，我们最好要求他来与我们一同查读雅歌。于是李小姐与我去见他说，“我们实在想认识雅歌，你肯不肯跟我们一同去杭州西湖住二周，一同休息，你和我们一同来读雅歌呢？”他很高兴，也答应了，去的差不多有十个人。这就是那本“歌中的歌”信息的来源。

然后他就开始讲道。我已经极其疲乏，就回北方休息一下。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间，倪弟兄和倪师母到北方，住在我家有一段时间休息，预备从那里经东北，以及西伯利亚，去伦敦。当他来与我们同住的时候，他自己得了一次复兴，于是与我们有一次特会。基督得胜生命的复兴就是这样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都得了帮助，而得到最大帮助的是我。

于是他取消了那次欧洲之行，回到了上海，在上海有一次特会，上海教会得到了帮助。他再南下到了厦门一带，各地也都得了复兴。由于复兴的来到，于是在那里定规，尤其是他这样带领，同工们必须出外，不该再停留在一地。我们该到几个大城市去扩展主的恢复。我就被安排到华北故都北平及天津海口，在那边工作。于是在一九三六年间我去那边，他还在上海。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初，我们从他收到一个电报说，他要所有的同工有一次紧急的特会，要求我们都去赴会。我们马上动身，这次就是讲到“工作的再思”的信息，那是一九三七年正月讲的。我还记得，当他正在释放信息的时候，他生了病，是感冒。他就要倪师母找我去，嘱咐我替他释放行传十三章的信息。我说，“我对行传十三章毫无观念。”他说，“没有问题，你拿铅笔和纸来，我给你所有的重点和路线。”我就照着作了。当然，我作得很差，因此那次特会不怎么成功。

然后在不久之后，工作又作了一个定规，最好我能在华北各省游行，若可能要到各宗派去讲道。在那时我们觉得，主给了我们这么许多，我们该把从主所得的亮光传给各公会。于是我就受托作这件事。我旅行不少地方，一直到日本军队侵华，战事起来。由于战事，许多同工由海岸去了内地。那时我正在华北、西北各地走动，末了到了华中，在那里所有的同工都在，他第二度释放了有关教会生活的信息。这一次他很成功的释放了全部信息。

那时我家还留在华北。日本军队刚到，我收到弟兄们从烟台打来的电报，要我回去接家眷。于是我就去了。当我到了那里，因着战事无法出来，因此就与各地隔离了。我就留在华北，而大多数同工去了内地。

于是我开始留在华北工作。从经历我知道，那种游行各地的工作并不太见效。我跑过了好多省分，到了好些地方，对许多公会讲道，但是很少有结果。因此就使我打定主意，不再出外跑，只留在自己家乡，建造那一个地方教会。

以后到了一九三八年，我得知倪弟兄又出国去了。他去了英国，留在那里有一年半之久。他也被邀到北欧的一些国家，诸如丹麦、挪威。

在留欧一年半之后，他于一九三九年回到中国上海。那时他更确定的看见了关于基督身体的事，所以要开一次特会。他打电报给我，我便带了四位青年同工到了上海。那是一九三九年八月间的事，我参加了关于基督身体的特会，这特会给我们极大的帮助。就是在一九三九年这次特会，我才开始对身体有所认识。

到了第二年，他开始有一段时期的训练。以后我也参加了那个训练，留在那边一段时间，得了许多帮助。在这个训练期间，几乎每隔两个月，在上海总有一次特会。而每周三总是他讲道，他们称之为中周聚会。他不是讲一般的信息，他一直是讲到身体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。我曾对你们说过，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学取了他在上海所实行的教会生活，就是所谓的蓝图；等我回到了北方，就把这些全部付诸实行，约有两年之久。

再过两年，到一九四二年，在上海又兴起了一个大风暴，但是那时我远在北方。那次大风暴甚至使上海教会停了聚会。（当然不单是因为风暴，也是因着日本军队的逼迫。）但同时候，在北方却有了一次复兴。这就是第三次的复兴，是关于教会生活的实行的。

由于那次复兴，我受到了逼迫，被囚下监一个月。出监后我就病了。由于那场病，使我离开那里，得以避免落在共党手里。以后我的家人也在一九四六年间从那里出来，那正好是战后一年。我们被邀南下，去到上海、南京。

那时倪弟兄也由内地回到上海，因此我们又相聚在一起。我们分开约有六年之久，彼此之间也没有信件的交通，因此我有一点担心，怕我们在北方所实行的有什么地方不对。就在那些交通中，我把几年来在北方所实行的都告诉他，他就鼓励我继续把这个实行到别的教会去。那时我正好在上海工作。然后到一九四七年有一个复兴，借此他的职事得以恢复。当他职事恢复的时候，在我们中间就有了一个更大、更广阔的复兴，许多人被带去他的训练中心，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。弟兄们在那边受了六个月的训练，下山后回到国内各地，这就带来更多更宽广的复兴。

被打发到台湾

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，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，我们知道美国民主党政府也许会对中国大陆放手，因此倪弟兄召集同工们，有一次紧急聚会，一同祷告交通。在那次聚会中，一开头他就清楚告诉我们说，“我们都清楚这个局面，我们要李弟兄出国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我们一定要他走。”那时间，空气相当严肃，几乎没有人说话，只有一点祷告。然后他说，“好，让我们大家把事情带到主面前，看主如何带领我们。”那就是那个决定。

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，局势越来越严重，于是倪弟兄召集第二次同工聚会，交通到去留的问题。一开头他说了同样的话：“无论怎样，我们要李弟兄出国。”经过一阵祷告之后，他对大家说，他觉得他们都要留下，预备为着主的工作牺牲一切。

会后，在等候晚餐的时候，我和倪弟兄在门外散步。我问他：“弟兄，你为什么这样决定，要我出国，而你们大家都要留下，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？你是否认为我不配？”我很困惑。然后他对我解释说，“弟兄，你必须了解，也许有一天，仇敌会把我们一网打尽。如果这事发生，而你在外面，那么我们还能留下一部分。所以你要去。”我说，“事情若真是这样，我接受你的话，我去。”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。

两个月之后，突然间他从训练中心打一个电报给我说，“将所有的责任交给当地的人，你马上离开上海，来我这里。”我就去了。当我到达那里，政局更坏，于是我从那里被打发到了台湾。这是我末了一次匆匆离开大陆。我撇下了一切，没有时间带出任何东西。我就这样只身上了飞机到台湾，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的事。

不久整个华南都被共产党占据，他们也都落入共产党手中。在开头两年还有一部分自由，因此倪弟兄能以在一九五○年，从大陆出来到香港。当他到了那里，他打电报给我，要我从台湾去见他。于是我在一九五○年二月去了香港，和他同住约一个半月。我告诉他，主是如何祝福在台湾的工作，单单一九四九年一年之间，人数约增加了三十倍。所以倪弟兄决定我仍去台湾，有一些青年人也从上海打发到台湾。我就有负担对他说，“我确实觉得，你这次如果再回上海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”我对他有很严肃的谈话。我对他说，“到底主的旨意如何我不知道，这是太大的一件事。但我确实知道，如果这次你回去，就永远出不来了。”他告诉我说，他的负担很沉重，有那么多教会在那里需要帮助。

那时因着倪弟兄的去，在香港的教会得了复兴，教会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头。我被他召去，把教会事奉重新立一个根基。

同时他对出书的事也作了安排。要知道出书的事一直是他亲手负责的，他有一个书房。就当我与他还在香港的时候，他决定在台湾要有一个书房，在香港也要有一个书房，来出版他所有的书。他自己照管上海的书房，他托付我负责台北的书房，魏弟兄照管香港的书房，这些书房的版权是通用的。这是他的安排。于是我们开始出版他的书，应付海外各地的需要。

我想该停在这里了。这是我与倪弟兄最后一次的接触。从那时起，他再没有写信，当然更没有见面，只从他师母那里间接得到一些消息。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，倪师母去世，到主那里去。第二年，就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初，倪弟兄也到主那里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