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　地方召会的历史（五）

读经：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上，十四章六至十一节，十六至二十一节，二十三节，二十六节，十六章七节，十三至十五节，十七章二十一节，二十三节，二十章二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下，四章十三节。

在前面一章，我们看过倪弟兄借着苦难所学的功课。我们看过他所受的苦来自贫穷、疾病和基督教。他从基督教所受的苦难包括五项：遭受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，以及谣言所带来的恶名。最诡诈、最破坏人的乃是谣言。撒但是说谎者，也是一切说谎者的父。（约八44。）谣言就是谎言。倪弟兄在尽职时必须忍受许多关于他的谣言。临到他的这种苦难，来自于基督教的人。

一九三四年五月，他和我一同坐车要到上海郊外的江湾。当他驾着车的时候，他转过来对我说，“弟兄，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外邦人去。”他这话是引用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，保罗被犹太人弃绝以后所说的话。保罗和巴拿巴将福音传给犹太人，却遭受他们的弃绝和逼迫。因着犹太人弃绝保罗的职事，所以他说，“看哪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”到一九三四年倪弟兄对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职事已经完全被基督教弃绝。他将他的职事摆在基督教跟前，所得的回报却是藐视、批评、反对、攻击和谣言。于是他告诉我，我们必须转向外邦人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开始更多着力于把不信主的罪人带到召会来。在本章，我们要继续来看倪弟兄所受的另一种苦。

倪弟兄在召会里所受的苦

不公正的被革除

倪弟兄因我们中间某些人所受的苦，比来自于基督教的苦更严重。我们曾指出，召会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二年倪弟兄的家乡。一九二四年他被六位弟兄革除。他被革除不是仅仅在会中报告，乃是见诸文字，并且是在他出外的时候。他曾将被革除的整个过程细细交通给我听。

那时他正在靠近上海的杭州作工，有人写信告诉他说，他被革除了。倪弟兄告诉我说，当他想要有所反应时，主来问他：“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么？还是你要在自己手中？”因此在这件事上倪弟兄没有选择的余地。等到传福音的工作完毕，他就回到家乡。那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从前他带得救的学生，因此对所发生的事非常忿怒。他们对于加在倪弟兄身上的事，完全不同意。他们到码头迎接他，他一下船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，不该接受这种革除，他必须采取行动。他因着旅途中有点晕船，所以叫他们当晚到他家交通这件事。

那天晚上他家挤满了人。但他们未到之先，从主那里有话来，叫他不要为自己表白，并且叫他第二天就离开那城。他告诉聚在他家的年轻人：“我不能作什么，因为主不让我作。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收拾行李，明天离开这里。”当倪弟兄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失望，许多人都哭了。一九二四年他就离开福州到了罗星塔。那时倪弟兄写了一首很美妙、很感人的诗歌，说到人学习背十字架而不表白自己，学习如何受苦而不开口。（诗歌四六八首。）这首很长的诗歌说出他当时的感觉和心情。

之后他领受负担出版“基督徒报”月刊。这分报的头几期，说到启示录一至三章和创世记一章中所启示的真理；那是倪弟兄在一九二五、二六年间极度受苦时所写出来的。在这段时期末了，他有负担到上海和南京，在那里开始新的工作。一九二六年底、二七年初，上海召会成立了。

我们来看倪弟兄的生平，需要看见一个原则：召会是由基督的生命借苦难而产生的。召会的产生就像妇人生孩子要受生产之苦。我们不该以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，就能很轻易的建立一个召会。召会是由基督的生命借着人的受苦而产生的。

忍受异议的人

中国大陆召会生活一开头，就有一位姊妹对倪弟兄表示异议。倪弟兄二十岁的时候，她大约二十五、六岁。她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姊妹，至终成了游行布道家，很受基督教看重。六位弟兄革除倪弟兄之后，她是对倪弟兄表示异议最主要的人。一九三四年一月，当我们在上海有第三次得胜聚会时，她在聚会中总是表示异议。当倪弟兄讲话时，她一直摇头表示不同意。她比倪弟兄年长几岁，且多方受到人的敬重，但她又向倪弟兄持异议。多年来我看过许多异议者，这位姊妹是最强的一个。召会生活在中国开始的时候她就在其中，但至终她离开了。忍受这样的异议者，真叫倪弟兄受苦。

忍受别人的不成熟与无能

倪弟兄也因着那些在他周围之人的不成熟与无能而受苦。他与弟兄们一同背负责任，但是其余的弟兄们无法与他相比。他非常成熟能干，其他人却不成熟又无能。在中国大陆早期主的恢复里，倪柝声弟兄是一个独特、不凡的人。在属灵上，他远超过其他的弟兄们。他看见许多事，是弟兄们没有看见的。对于这种苦，我们大多不太明白。想想看，假如一位弟兄三十四岁，却必须与一位只有十五岁的弟兄一同事奉并担负责任。这个例子让我们多少能懂倪弟兄在这方面所受的苦。

因着弟兄们的不成熟，倪弟兄也必须忍受他们的顽梗。召会生活在中国开始于一九二二年，而我是一九三三年实际的进到工作里。我进来与倪弟兄同工以前，曾到上海访问他四个月之久。在那四个月的末了，倪弟兄对我说，“常受弟兄，我们弟兄们觉得，你应该把家搬来这里，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一同作工。你向主敞开，看主怎么说。”我到主面前去，就清楚我必须搬到上海来。

当我进来与倪弟兄同工时，他就把我摆在与他一同背负责任的地位。起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作，因为我在工作里可算是“新手”。其他几位已经在上海与倪弟兄一起六、七年了。我在工作中是一个新人，却立刻被摆在与倪弟兄同工的重要责任里。然后我发现其他弟兄们都在各忙各的事业、工作，只有一位弟兄是同工。我比倪弟兄小两岁，这位弟兄比倪弟兄长约七岁。他进到主的工作之前是一位邮政局长。

我要说到发生在这位弟兄身上的事，好给你们看见倪弟兄是怎样受苦。有一天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我们中间得救了，很盼望在赴美以前受浸。倪弟兄很清楚这位初信者的情形，他同意这个人可以在离开中国以前受浸。然而，那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却不同意。倪弟兄问这位同工在担心什么，他说怕这位新人可能没有得救。于是倪弟兄说，若有什么错误，他愿意在主面前承当一切责任。那位同工仍然不同意让这新人受浸。倪弟兄曾在一些信息中分享过，在召会生活中总是需要交通，我们作事不能个人主义。因着倪弟兄坚持在交通中作每一件事，所以没有这位同工的同意，他是不会为这个新人施浸的。因此这位新人没有受浸就离开中国了。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，说出倪弟兄因为身旁的人不成熟而受苦。

我要再说另一件事，指明倪弟兄在这件事上所受的苦。我曾说过，倪弟兄从基督教各种的实行中采行了许多积极正面的事。在召会生活开头，我们的聚会大多采用弟兄会的作法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称我们是弟兄会运动的中国版。开始时，我们的作法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照着弟兄会的作法。在弟兄会的聚会中，姊妹是不许开口的；唱诗可以，却不可说话，甚至不能祷告。

一九三三年我进到工作中，倪弟兄看见不让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，对召会是一大损失。他清楚看见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完全是对的。（参林前十一5，十四34与注4。）带头的姊妹们赞同倪弟兄所说的，但大多数所谓的领头人，却认为姊妹们不该发言。倪弟兄与他们交通，说我们应该释放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，但几乎所有的弟兄们都说，“不。”当倪弟兄提出这事时，我说，“阿们，”但其他人看我是新来的，认为我知道的不多。这是倪弟兄受苦的另一个例子。

在中国，召会生活开始实行时并不容易。倪弟兄是“先驱”，付代价为召会生活辟出道路；等到路开好了，我们就很容易走在召会生活这条路上。倪弟兄是开路者；他把我放在工作中与他很亲密的地位上，因为他很孤单。凭着主的怜悯，我的灵刚强的对倪弟兄说“阿们”。那成为他在受苦中的喜乐。我盼望我们都借着这交通学到属灵的功课。

忍受人要得地位的野心

倪弟兄也因着人有野心要得地位而受苦。因着他健康不好，常不能参加聚会。他作文字工作并顾到特会，但召会例行性的聚会就多半不能顾到了，所以他将所有聚会的责任交给我。当我刚进到工作中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非常主动、进取，表现得非常爱主。我很欣赏那位弟兄，就请他在一次主日下午聚会中讲道。那时我们在主日有三堂聚会—早上、下午和晚上各一堂。倪弟兄知道这事，就告诉我不该请那位弟兄讲道。我不知道那里错了，那时倪弟兄也没有告诉我。

至终我开始知道那位弟兄的光景。他是第三位来到上海过召会生活的。第二位是眼科医生俞大夫，第一位是那位曾作邮政局长的弟兄。这三位都是从上海中国内地会出来的。上海的传教士所以都反对倪弟兄，这是很大的原因。这三位都是那个差会所得着最拔尖的人。

从一九二七年这位特别的弟兄进到召会里，他一直很有野心要作长老，但他的确不够资格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所以倪弟兄不赞同他作领头人。至终，过了二十一年的召会生活后，他在一九四八年离开召会，造成一次分裂。他在家中开始一个聚会，雇了一个游行布道家，与士师记十七章米迦雇人作祭司的情形一样。

我看过几位弟兄，曾经过召会生活，期望得到一点地位。倪弟兄总是告诉人，召会不是组织，没有什么地位可以给人；召会是一生机体，只有活的肢体。人身体上任何安上去而有地位的东西，就如假牙，都是外来、没有生命的。今天中国所有著名的传道人，像我这个年纪的，几乎都经过主的恢复。他们来与我们聚过一段时间，期望在工作中得到一点地位，至终却发现没有地位给他们，于是他们就离开，成为反对的人。倪弟兄曾公开告诉我们，凡想要在召会生活中得着地位的，永远得不到地位。

我们中间有另一位弟兄，装作最属灵的人，为要实现他的野心。起初几乎全上海召会都被这位青年弟兄骗了，但渐渐的，“狐狸尾巴”一一露了出来。所有负责弟兄都相信他很属灵，有些人甚至因自己不像他那样属灵而感到羞愧。然而，至终这位青年弟兄被暴露出来；领头者和同工们才得知他的虚假，于是一致决定要对付他。他很有野心，却装作另外的样子。召会召集了一次紧急聚会，全会众都来在一起。在这次聚会中，一位同工宣布这位弟兄虚假的事，许多人也起来定罪他；他为全会众所定罪。他就离开了，后来成了另一个分裂的缘由。他离开后，被中国最拔尖的女子神学院聘为教师。

什么时候我们中间出现难处，“箭头”总是指向倪弟兄，他是箭靶。那时没有箭头向着我，因为我还不够资格成为箭靶。我在一把大“伞”之下受保护，那把伞就是倪弟兄。有时，人攻击他时，却大大称赞我。我里面看出他们的诡诈，我深知如果倪弟兄不在，他们的箭就会射向我。

为了年轻的弟兄们，我要说一些话。弟兄的野心是召会中的难处。说到这事是羞耻，但这是事实。这种野心使倪弟兄受了很多苦。倪弟兄告诉我们，没有人给过他任何地位，他也没有地位可以给人。至终，那些有野心要得地位的人都离开了。有些分裂就是由于这种野心而引起的。有野心的人绝不会承认自己有野心。当他们制造分裂，总有某种理由，他们会披上某种道理作为“外衣”。他们会说，召会在某种道理上出错，他们清楚了，所以必须离开。这完全是装假，是托辞，是掩盖他们野心的外衣。

忍受来自我们中间的背叛

倪弟兄也忍受我们中间背叛之人的攻击。我年轻的时候，读到以色列人背叛摩西的故事。当我进入召会生活，就看见这样的背叛。倪弟兄不仅忍受来自外人的攻击，也忍受来自召会里面之人的攻击和背叛。

我要陈述一个例子，说明倪弟兄如何忍受这样的攻击。我们中间曾有一位同工陷在不道德的情形里。本地的领头人处理不来，就把事情交给倪弟兄。倪弟兄迫不得已，只好处理了这局面，这位弟兄必须从召会的交通中挪开。后来这位曾作同工的弟兄，就开始攻击倪弟兄。至终他到了香港，设立另一个聚会，成了另一个分裂。他就在靠近魏光禧弟兄家不远的地方设立那个聚集，但是过了不久就没有了，因为这位背叛的弟兄后来患癌症而死。

他死前曾攻击倪弟兄，这发生在二次大战期间，上海被日军占领时。日军害怕共产党，只要发现谁是共产党员，就要把那人杀死。那时日本宪兵很仔细的检查所有信件。这位背叛的弟兄在香港，故意将一些共产党的资料寄给倪弟兄，要让日军以为倪弟兄是共产党员而拘捕他。然而，在主的保护下，这封寄给倪弟兄好几次的信件，从没有被发现。

忍受从反对者而来的毁谤和恶名

倪弟兄多次忍受来自背叛者的攻击。一九五○年，倪弟兄末了一次从中国出来，到了香港。在香港我们每天晚上都有聚会。有一天晚上倪弟兄和我从会所走出来，有人就在出口处散发攻击他的小册子。有人发给他一些这种小册子，他微笑而不拿。小册子里面充满了谣言和其他毁谤、攻击他的话。这说出他也在忍受攻击。

与他婚姻有关的苦难

我要说到一个更复杂的事例，那使倪弟兄大大的受苦。这事与他的婚姻有关。一九三四年，倪弟兄三十二岁仍未结婚。关于他婚姻的事，周遭环境令他很为难。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，就在一次十天的特会之后，他与张宜纶弟兄的姐姐张品蕙姊妹结婚。

倪弟兄结婚后不久，就有一次大风波。这次风波来自两方面。头一面来自张宜纶弟兄的姑母。张弟兄和他姐姐从小失去双亲，一直受姑母的照顾。这位姑母不赞同她侄女下嫁这样一个“穷传道”。那时在中国，尤其在上流社会里，认为传道人和穷乞丐差不多。虽然姑母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但她侄女张品蕙非常喜欢倪弟兄，所以他们就结婚了。他们结婚以后，这位姑母继续反对。有些基督教里的人发现这事，就与她联合。这是风波的第二方面。

有一天倪弟兄来到我面前，告诉我说，据他所知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婚事会发生这样的难处。他们的名字甚至在上海最大的报纸上出现。这次与我谈话之后，我有好几天找不到他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已远离上海，到另一个省分去了。

因着圣徒中间的背叛而停止职事六年之久

现在我要分享到中国众召会当中最大的“风暴”。要领会这次风暴为什么会发生，我们需要知道当时中国的背景。主恢复在中国的早期，中国人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但是仍然有一些圣徒被兴起来凭信心事奉主。

我愿意分享个人的一个经历，举例给你们看我们那时是如何生活的。一九三六年我被工作打发到华北，在靠近首都北京的天津作工。在那些日子，工作打发人，不会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有人若有感觉要去某处，他们就凭信心去，工作不会给他们财物的供应。那是我们早期的实行。

当我在天津时，我发现自己需要一辆脚踏车，好帮助我在这么大的城市里行动。当时我只有四十多元，仅仅足够把我妻子和三个孩子从家乡接来与我会合。我到主面前，问祂感觉我是否要买脚踏车。我里面非常清楚主要我买，虽然我并没有钱。在里面主给我把握，祂会应付这需要。这是在一个周六发生的。

那个主日擘饼后，奉献箱里开出一个指定给我的奉献包，里面有两块钱。第二天，一位年长的弟兄来见我，临走之前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桌上，说，“李弟兄，这是给你的。”然后他就离开了。信封里有十块钱。之后有一封挂号邮件从一个很远的城市寄来给我，里面有二十元的汇票。

我请一位年轻刚失业的弟兄跟我一起到邮局，去把汇票兑现，他答应和我同去。在我们去邮局的途中，我看到一家脚踏车店。我进到店里，看见一辆脚踏车，看来很合用。店主说这要价三十二元。我同意买下它，他答应晚上给我送来。我们到邮局把汇票兑现以后，就回家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店家把脚踏车送来，我就到房间跪下祷告并感谢主。当我正感谢主的时候，祂在里面给我很深刻的印象，数算自主日晚上以来我所收到的款项：奉献箱开出两块钱、从一位弟兄来的十块钱、一张二十元的汇票，加起来刚好三十二元！当我看见主所作的，不禁流下泪来，感谢祂的信实。这是我们同工们在中国主恢复早期凭信心生活的路。

许多人被兴起全时间事奉主，但是经济情况不好；结果，同工们经常受到贫困的试炼，也有许多人生病。有一次倪弟兄在聚会中告诉我们，同工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死于肺病。我在前面有一章曾指出，倪弟兄用他收入的三分之一为着主的工作供应别人，但我们中间的需要实在很大。倪弟兄的二弟专精制药化学，开始在中国生产一些药品。他不懂如何经营，所以就请倪弟兄帮忙。倪弟兄借这机会作点生意，好供应主工作的需要。

他作这生意不过两年多一点，从一九四○到四二年，弟兄们中间就有一种误会。我要说这大多来自野心：一些弟兄们在药厂上班，有野心想得更高的地位。误会越滚越大，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，除了少数几个人，全上海召会都背叛倪弟兄。

同时，日本宪兵在上海一直想要抓倪弟兄。这情况逼得上海的召会“关门”。日本宪兵想要逼上海召会加入受日本宪兵控制的伪基督教组织，召会不能这样作；加上召会内部有反对倪弟兄的大风波，因此召会就没有路往前了。

倪弟兄很有智慧，他逃离了上海，不然就会被日本宪兵拘捕。他往内地去，在战时的首都重庆经营药厂。张宜纶弟兄当时在药厂，是倪弟兄很大的帮助。因着上海召会的大风波，倪弟兄没有别的选择，只好停止他的职事；这一停就是六年。那时有谣言说他忙着作药厂生意，太受霸占而没有时间尽职。这是不实的。他不尽职是因为那个背叛。这是倪弟兄下监以前，所忍受最末了也是最大的苦难。

一九四八年，我们中间有了一个大的复兴，倪弟兄恢复了他的职事。借着那次复兴，几乎所有背叛的人都向他悔改。虽然很多人曾背叛倪弟兄，他们却没有反对召会。那是一个真实的见证：几乎每一个人都留在召会里，没有回到宗派去。在背叛那段期间，有人去见倪弟兄，鼓励他设立另一个聚会，他说这是不可以的。他告诉这些圣徒，不管召会是反对他或赞同他，召会仍然是召会，他们必须继续留在召会里。

当倪弟兄恢复他的职事，就有一次更大的复兴。于是召会决定买一大块地来盖会所，里面能坐三千人，外面二千人。地价约十万美金，盖建会所的费用也相当。当时我是负责财务的事；有一天倪师母叫我晚上到他们家。我到了倪弟兄家，他就给我三十七根金条，每条十两，总共是三百七十两黄金；当时黄金每两的价值是五十美元。他说，“把这拿去为买地用。”他告诉我这是从经营药厂来的。

借着倪弟兄恢复职事而带进复兴以后，他就开始有训练。之后共产党没收了他的训练中心，他也在一九五二年被捕，一直到二十年后在监里死去。

按照我对倪弟兄的观察和认识，他一生没有多少平安的日子，他一生都在受苦。他真是一个受苦的人。在他所有的苦难中，他学会对付他的天然生命和己。因着被停止尽职，他所学末了一个功课，就是外面的人破碎而让灵得释放。在那六年里，他学了这一个功课。在这段时间，因着许多人背叛他，他不能尽职，但是我们有一些人与他有很多交通。他总是跟我们谈到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。那六年的受苦帮助他学习天然人被破碎的功课。当天然的人破碎了，灵才有可能释放出来。

他不是仅仅传授教训和道理给人，他的教训都有借苦难所学到的真实经历作为根据。他不只是一个圣经学者，学了一些道理而传授给人。他尽职所供应的，乃是他自己所经历的。他借所有的苦难而学了许多。赞美主！今天我们继承了这一切功课。我在倪弟兄身上所看见的苦难，以及他借苦难所学的功课，对我的生命非常有帮助。我永不能忘记我在他身上所看见的。我从他所得一切的印象，成了我基督徒生活最大的帮助；这也是给众召会莫大的帮助。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传承，是借由一个人付了极大代价而建立的，这代价就是苦难。倪弟兄是一个受苦的人。他没有儿女，他的妻子比他早七、八个月到主那里，然后他才死于牢中。他不需要写遗嘱，因为他到主那里，没有留下什么。然而，他留下许多给我们。今天我们有众召会，也有如此丰富的传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