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篇 跟上时代成全圣徒

主在祂的恢复里带领我们,在启示上一直有进步,在实行上也需要不断进步,好构得上主所给我们看见的启示。特别是同工们,更应在主面前寻求,如何跟上时代,为主作有果效的工作。

丢弃老基础,狠心求转变

地球是神所创造的,人无法改变,但是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、旅行方式,却可以改变,并且一直在进步。人类为了在地球上旅行,起先发明轮子,后来就发明了各样车子,从马车、脚踏车,到汽车。今天,不光有车子,还有飞机,甚至连飞机的制造也精益求精。照样,圣经只有一本,两千年来一点没有改变,但人对圣经的认识,却是逐渐进步的。我们不能改圣经,也不能改主的路,但是对于圣经的认识,对于主的路该怎么走,都需要进步。我们若是再照着二十几年前受训的方法来作工,我们就落伍了。这就如同一所军事学校,二十几年前所教的,就今天来说,乃是落伍的。因为战略不同,战术也不同了,甚至连武器都不同了。那些老套的知识,只能作为基础,然后还需要在基础上继续钻研、往前。

老知识有其用处,也有其害处。比方,一个从来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青年人,进到军事学校受训,他的短处是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的基础,但他的长处是可以不受背景知识的限制而快速学习。相反的,一个曾经受过军事教育的军人,他有军事知识的基础,这是他的长处。他若是守旧,长处就变成了短处。若是不守旧,利用老基础,转入新思维,就能比别人更往前。

因着主的怜悯,这些年间我们众人在为主作工的事上都有转变,但转变得不够狠心。我们应该狠心到一个地步,不管有多少老基础,都一概丢掉。事实上,一旦基础进到我们里面,我们就是尽力丢,也不容易丢尽。我们若一直保留并依恃那些原有的,就会变成我们往前的羁绊。

在我的观察里,同工们大体上是转了,但是不够彻底,老旧的观念还有所保留。时代转移的时候,谁转得快,谁就占上风;谁转得慢,谁就落伍。我母亲年轻时,曾受过新式学校教育,有一点新时代的知识。因此,在我年幼时,她非得送我去学英文不可。我的家乡在当时并不是个时髦的城市。那时候,人去读英文,往往会被嘲讽为“撇洋腔”。不过,后来事实证明,谁英文学得好,谁就占上风。时代就是时代,时代转变的时候,转得越快、越彻底的人,越占上风。

认清局面,认识时势,随时代转移

今天的局面清楚表明主转移了时代。有些青年一代的才干,实在是超越了我们。听他们在聚会里为主说话,我实在觉得他们那一分是我们老一辈所没有的。根据马太二十五章,恩赐的产生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。十五节说,主人按照奴仆各人的才干,分别给了五他连得、二他连得和一他连得银子。银子象征属灵的恩赐,而才干表征天然的才能。天然的才能不同,主所赐的恩赐也就不同。举例来说,我若是一个哑巴,主一定不会把说话的恩赐给我,因为我没有那个才干。青年的一代虽然不一定个个都超过我们,但其中总有一些是超越我们的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,“只有状元徒弟,没有状元师傅。”这意思是,作师傅的,不要因为自己不是状元,就以为不能教出状元徒弟。状元徒弟往往都是非状元师傅教出来的。作师傅的,也不要因为自己教出了状元徒弟,就以为自己比状元高。虽然作师傅的有学问和常识,但徒弟有天赋;师傅把学问和常识传给徒弟,等到徒弟来运用的时候,天赋就显出来了。

今天,时代转移,主的行动往前了,召会转了,青年人也兴起,同工们该如何呢?同工们要认清局面,也要认识时势,就是时代的趋势。换句话说,要知己知彼。二十多年前,台岛众召会还是在启蒙时代。那时候,各地召会都需要受过训的同工们前去帮助。同工们无论到那里,都能帮助那里的召会。同工们在各地作工,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到了一地就种在那里。不光在台岛的情形是这样,连南洋各地也类同。然而,今天时代转变了,同工们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和用途。恐怕有的同工还抱持着一种观念,以为自己是全时间多年的同工,富有经验,所以每到一个地方,那里的召会就要听你的,并接受你的带领。这样的观念和存心,在二十多年前没有问题,但在今天就行不通,并且会带来冲突。

今天新兴起的人,好些方面都比我们进步。同工们若是不能跟上时代,再下去就要产生冲突。比方,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在学开飞机,你还教他乘牛、骑马,就不适合了。你以为自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老资格,但是今天已经不是乘牛、骑马的时期,而是喷射机的时期。同工们再去讲旧的道,是没有用的。在主的恢复里,虽然不是个个都精明,但在后起之辈中,总有一些精明的,跟上时代的。他要学开飞机,你不能再教他乘牛、骑马。

当时代转移的时候,我们非跟上不可。同工们必须非常清楚,我们若还是讲从前所学的道,那是构不上时代了。我们只能把从前所学的当作基础。重要的是,我们都必须跟上主当今最新的路,以成全青年人。

成全青年人,为主产生后代

在今天这个时代,同工们绝不要自己带领召会,也不要在地方上代替负责弟兄。我们若晓得主今天的作为,就该尽力把一切都转让给青年人。就好比说,我们要扶助青年人作一校的校长或教师。他们不够沉稳,我们就扶助;他们有不懂的,我们就成全。结果他们会作得比我们更好。他们作校长,学校就有前途;我们作校长,学校恐怕要关门。我们有办学经验,但办学经验若把持在我们手里,学校就要关门;若转交到青年人手里,学校就大有前途。学生们给青年人教,个个都喜欢;给我们老年人教,个个都垂头丧气。然而,青年人必须学习老年人的经验。我们必须成全青年人,把我们所有的都交给他们,让他们来作。

同工们在各地作工是否有果效,也与此有关。同工们为主作工多年,应当好好考虑自己所作的,到底有没有果效。凡是不合于时代的,都是没有果效的。为此就需要转;转,就叫我们的工作有果效。

同工们在各地作工,不能只是守住一些旧原则,诸如配搭的原则等。这些原则并没有错,但光守住这些还不够,还有很多情形需要调整和翻转。比方,某处召会的长老年已八十,那就有成全出青年人的迫切需要。同工们在那里看见这个光景,就该推荐几位年轻的,花两三个月带领他们,使他们有所进步,然后继续成全他们,也许再过几个月,他们就能成为长老了。同工们这样作,才算是会作工,也才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所说的“为要成全圣徒”。

因此,同工们不要一直把事情抓在自己手上。以接待访客的事为例,同工们不该包办,乃该尽量把接待的事交给当地圣徒办理。同工们应该一直站在成全人的地位上,成全人,不代替人;扶助人,不顶替人。比方,这次在台北举办国际性的特会,是一个相当大的举动。令人欣喜的是,同工们将实行的责任都交在青年人身上,只在背后扶助、指导他们。同工们这么作,第一,能作出事情;第二,启发出青年人的功用。一个国家若能作到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,这个国家定规强盛。召会也是这样,我们该让青年人发挥他们的干才和功用。假使今天台北召会所有的事务,都由几位年长同工来作,那么台北召会青年人的功用就不能启发出来,甚至会被废掉。

一个地方若是没有那么多青年人,就连十七、八岁的也可以用上去。也许有人会觉得十七、八岁太年轻了。事实上,年轻不年轻,是根据时势。比方,一个家庭,祖父和父亲相继过世,而长子只有十七岁。虽然他只有十七岁,也必须出来顶事情。你若觉得他太年轻而替他包办一切,你这么帮他,乃是取代他。我们在召会中若不会成全青年人,就是不会作工。一个地方只要有人是可以受成全的,我们就该扶助他,让他作。我们多扶持几次,人就起来了。

同工们在各处召会成全青年人作事情,可以先告诉他们该注意的事项。等他们作过之后,再针对缺失给与提示。这样作过几次,他们才能被成全。若要青年人凡事报告,等同工们决断、吩咐、带领,这样根本作不出事来。如果又遇到行事慎重的同工,凡事考虑再三,还耽误了时间。然而,事情的争取就在时间。很可能晚一分钟,打败仗;早一分钟,打胜仗。这也如同炒菜,有时晚一分钟起锅都不行。因此,同工们不能一个人管治全部的事,乃该成全众人都起来主动行事,这样才能为主生出后代来。

学作人、学作事、学作工

同工们要知道,不是属灵的生命高,生命的认识深,工作就一定有果效。工作要有果效,是需要生命高,也需要生命的认识深,但除此之外,还需要有许多学习。一九五三年,我在台北办训练时,曾说,“你不会作人,一定不会作事;你不会作事,一定不会作工。”所以,我们还必须学习怎么作人和作事。如果我们不会作人,也不会作事,就作不出什么工。只要大家肯学、肯改,我们在主面前还是大有用处。

估量自己所能作,考量对像施成全

基本上,同工们要看见时代已经转移了。若是我们不转,就有基本的难处。若是我们转了,基本的难处就没有了,只不过在实行上还要考量,我们能成全多少,我们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我们的成全。今天已经进到成全人的时代。我们不能再作顶替的工作,只能作成全的工作。我们的难处,就是不会成全人。同工们在主的工作上忠诚,为人也殷勤,这是不够的。人在我们手中,经过我们,若是没有受到成全,我们就是不会作工。我们若没有成全人,即使花了许多的时间和人力,工作仍不会有果效。

在这个时代,会成全人才是会作工。因此我们在一地是否有用处,就看我们所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我们的成全。若是不需要我们的成全,我们就不必在那里作工,而该转往别处去。这就好比你只能教国中,而当地的人都已经读高中了,你在那里就没什么用处,应该转到别的地方去。你这个教国中的好手,到了一个地方,那里的人都是小学程度,你在那里教,必定教得很成功。这就是会作工。另一种情形是,对于自己的才能,和服事之对象的程度,并不了解,只不过因为被安排在一个地方,就留在那里。用比方说,你只能教国中,却被安排天天和高中生在一起;你在那里花时间,结果是误人也误己。这就是不会作工。会作工,乃是知己知彼,清楚时势。因此,同工们要估量自己能作的事,以及能帮助的对象,才能成全出人来。

现在同工们在各地还是老手作老事,我们应该翻转这种局面,让更多人被我们成全出来。我们把人成全出来,不是说我们就不用作了。相反的,我们需要作得更多,并且能作的也更多。我们把责任摊出去,同时也教导人,成全人,装备人,结果尽功用的人就从我们一个,变成五个、十个。

在美国,有一个牧师既有学问,又有口才,也有干才。他在一个团体里带领和监督,有二、三十年之久,那个团体的人数就从四、五十人增加到三、四千人。因此,他被公认是成功的牧师。然而,主今天带我们走的,不是这条凭个人恩赐吸引人的路,乃是成全人的路。我受主带领到美国不过十多年,今天,在美国兴起了三十几处地方召会,圣徒人数有六千多。若凭我自己一个人,无论怎么能干,也无法照顾三十几个地方。我们乃是成全出许多人来,在各地尽功用。六千人并非都有同样的功用,因为各人的天赋不同;但我们成全他们,他们就显出功用。这就好像各种植物,只要让它们生长,就会显出它们的样子;是桃,是李,是杏,长一长,就显出来了。

学成全、学开展

同工们在主面前考量今后该如何往前,首先要审断自己的才能,同时也考量服事对象的程度。若是没有一个地方需要你,你还可以去开荒。就着主工作的积极性来说,需要开展,不需要锦上添花。这就好比在筵席上众人都吃饱了,连甜点都吃了,这时候再端上一道清蒸鱼,大家也吃不下了。清蒸鱼本身很好,但那时候摆出来乃是多余的,宁可摆到有需要的地方去。同样的,一个地方召会若是没有需要,同工们留在那里就是赘的,应当转到有需要的地方。若是每一个地方都不需要,那就去开荒。今天,仍有许多地方需要人去开荒。同工们都得为着主的恢复,学成全,也学开展。同工们在一个地方,若是能在两三个月内设立长老,并把他们成全出来,这就是主的开展。因为青年人一起来,就会有所作为。从这个成全,就有开展。

总之,同工们今后该如何作工,乃是根据以下几点:第一,要看见顶替、代替的时代过去了,现在完全是成全的时代。第二,要看你能成全多少人,你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你成全。一个地方若没有需要,你不必留在那里,应当转到需要受你成全的地方去。第三,即便各地十分蒙恩,不需要你的成全,主的工作并没有停,开荒也没有停,还需要有人到新的地方开荒。这就是开展。所以从现在起,同工们千万要把代替、顶替的观念和作法完全埋掉。这一个大前提要先解决,然后再看你能成全多少,以及你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你的成全。若是你不能成全,或者你的对象已经进步到一个境地,超越你的才能,你就到别处去。若是各处都没有需要,就去开荒,从头作起。

今天是一个新人的时代,我们不可再作局限于一地的工作。这已经完全不合乎时代了。我们今天作主的工,必须作出活的果效,既不是一地的,也不是一会的。今天,全世界在神的主宰之下,都讲求调和。我们自己单独作工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今天并不是为自己作工,乃是为主的恢复。盼望我们都能为着主的恢复,而有所贡献。同工们需要将这些点带到主面前好好考虑。

同工们在各地作工,对于所有新进的人,从他们来的头一天,就要开始注意他们。慢慢的,你就知道那些是人才,该怎么培植、成全。你照着他们生命长大的程度,带领他们,给他们责任。你这样作三、五年,可能他们个个起来了,能作你所作的。这时,他们都被成全出来,你就能去作其他方面的事。要不然,你作了十年、二十年,还是作同样事情,一切还是受你支配,一切都要向你报告。千万不要像前面所说那个能干的牧师,作了几十年,只建立起一个很强大的团体。倒不如那几千人分散在三十几个地方,产生出三十几处地方召会,这样才能人人尽功用,遍地皆兵。这是基本的原则,一定要让青年人起来。

问答

问:这一代的同工们被兴起的时候,台湾已有四十处地方召会。这些同工们是在召会中被培养出来的,或是在前面同工的带领下教导出来的,因此都没有开荒的经历。他们虽然有开荒的心愿,却不会作,不知道该怎么开荒。

答:我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作,但我们可以“学着作”。借着作,我们就学会怎么作。以骑脚踏车为例,就算没有人教,你只要有一辆脚踏车,骑了几天,末了一定会骑。只不过没有人教,你可能会多跌几跤。不过,也许跌了三天,你就会骑了。关于开荒,没有一定的作法。我对你们说的作法,我自己作,可能作得成;你们去作,却可能作不成。再者,我自己去作的时候,临场我不一定这样作,因为临场局面可能有所不同。重点是要接受负担,若是各地都不需要你成全,你就在主面前有一个雄心,愿意去开荒,花三、五年作出几十个人来。

虽然你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地方,但是仍有邻近的召会;你只要保持交通,自然会得着邻近召会的供应。况且,你不光联于邻近的召会,全台众召会也会为你那里祷告,可能也会有供应。不需要等到开工作会议,决定同工们从何处拔出来,然后看看地图,什么地方有需要,要安排谁去。这个作法太人意了。盼望同工们能活在主面前,主动的祷告、观察,从主接受负担。

当然,这不是说,同工一点不管别人,自己一个人出去拼了;那又是太单独了。正确的情形是,一有同工前去开荒,邻近召会马上跟上去,为他们祷告,也有实际的供应;然后台岛各地的同工们也跟上去,在祷告中记念。若凡事都要靠工作安排,定规谁去那里,然后要各地召会奉献财物,交给工作支配、运用,这不是不好,也不是不可,但那是太呆板、太不生机了。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讲于台北(同工聚会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