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篇
主在中国的行动

主在历代的恢复,从第一世纪末开始,一直到二十世纪开头不断的进行。本篇信息,我们要来看主在中国的行动。

福音在欧洲

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地中海四围,最多也不过是半个世纪。到了第一世纪末,福音在地中海周围,就已传遍;从地中海往西,到了西班牙,也到了英国。不久,也传遍了欧洲。圣经的教训、真理、亮光,在欧洲一带非常兴盛,甚至成为欧洲西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黑暗时期

到了第六世纪末,罗马天主教完全成形,教皇制度确立。整个基督教,大体来说,围绕着地中海和欧洲,都在教皇手下,属于罗马天主教。从第六世纪到十五、六世纪,长达十个世纪之久,天主教管治得非常厉害,不准平信徒读圣经,以致圣经的真理逐渐失去,到一个地步,连最浅显、最基本的真理,如“因信称义”也荡然无存,全都失去了。所以历史上,称此一时期为“黑暗时期”。

福音从欧洲到了美洲

主的行动完全在于祂主宰的权柄。十五、六世纪改教初期,哥伦布在同一时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。于是,欧洲那些因寻求真理而遭受逼迫的人,遂纷纷移往新大陆;人们统称他们为清教徒。他们唯一的愿望,就是各人可以凭自己清洁的良心,照圣经的话事奉神。当时在欧洲并没有这样的自由;虽然在新生铎夫时期,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曾在他的土地上,有过这样的实行,但那不过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。等到他们来到美洲,才真正来到一块自由的土地。他们照着自己的良心读圣经,发言、讲道、教训人、事奉神。福音就这样在十六、七世纪时,从欧洲到了美洲。

福音在中国

那么,福音是什么时候正正式式传到中国呢?我们在前一篇提到,在头六个世纪,关乎基督身位的说法有七种。其中第五派主张说,在基督身上,神人二性是分而不合的。这一派的创始人名叫奈斯透留(Nestorius),跟随他的人就叫作奈斯透留派(Nestorians)。他们的主张是个非常奇怪的异端。等到主后四百三十一年,在以弗所召聚的大会中,就把奈斯透留的说法全然拒绝了。跟随他的人不能继续在地中海一带生存,就逃到波斯,在那里成立了波斯的基督教。

景教

过了二百年左右,约在主后六百多年,有些奈斯透留的门徒,从波斯到中国来传教。那时正当中国唐朝的时候,京城就在今日的西安,也称长安。这班奈斯透留派的人到了中国京城,就对士大夫和高官贵臣传教,也对皇帝传教。他们所传的救赎不清不楚,生命上更是缺乏。虽然他们的确是传基督教,但却带着相当的文学和哲理。因此很容易就说服了那班高官贵臣。据说,有几位唐朝的皇帝也接受了波斯的基督教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景教。

不久前,在西安发现一个石碑,叫作景教碑;在那个碑文里,就把这段历史讲得非常清楚。有一段时间,景教很盛行,有许多处地方,都有景教所设立的礼拜堂。不久,由于朝代更换,景教就消失了。所以,基督教中头一班到中国来的,乃是在第七世纪。

天主教

到了十五、十六世纪,新大陆发现后,就有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。天主教原分为三大派:第一派是多明尼克派(Dominicans),又称道明会,是富有派;第二派是耶稣会(Jesuits),是教育家,都是有学问的;第三派是法兰西斯派(Franciscans),又称方济会,是贫穷派。法兰西斯原是富家子弟,蒙恩后变卖一切分与穷人,他主张甘愿作穷人;所以法兰西斯这一派,是贫穷派。头一班来中国的,就是法兰西斯派,而后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,利玛窦是其中的代表。他们到中国来时,正当明朝时代,他们所接触的,也是朝廷中的人。有位大臣,名叫徐光启,他接受天主教后,就把上海徐家汇那片土地送给天主教。所以,天主教在中国的大本营、中心地,就是徐家汇,直到如今还是如此。

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,带来西方的文明,也把中国的文学、哲学带到西方,因而有了中西文化的交流。然而这些传教士对救恩并不清楚,也没有生命的经历,对灵更是不认识,以致他们所带来的,全数是在一种死的文化交流里的宗教。他们没有把新旧约圣经翻成中文,只翻了四福音书,加上所谓的“师主篇”,就是天主教里一本有名的效法基督、学基督的书。总之,除了文化交流之外,天主教在中国就这样不清不楚的过了几个世纪。

更正教

十九世纪初,更正教的西教士也陆续来到了中国。第一位来的是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。他在主后一八○七年来到中国。那时清廷不准外国人到中国传教,所以,马礼逊就假借英国东印度公司(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)职员的名义,到了广州,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来传福音。他得到一个梁姓中国人的帮助,把圣经翻译成中文。

差会

从那时候起,到一八五○年左右,欧美,特别是欧洲,成立了许多差会。这些差会主要的任务,是到亚洲和非洲传道,因为他们认为这两大洲是最落后的地方。这些差会所差派的西教士,大多数到了中国。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教士,主要来自三个团体,第一是来自美国的宣道会(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),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,是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守真堂。

宣道会是一八八七年,宣信(A. B. Simpson)弟兄所成立的,是基督教传教士们的一个联合会;他们从其中差人往外出去传福音。宣信弟兄对属灵的事,相当有认识,他写的诗歌,如:“我与基督已同钉死,十架已将我解释,”(诗歌三六五首,)“唯有耶稣,永是耶稣,”(三九五首,)“主,求你向我吹圣灵,教我如何吸入你,”(二一○首,)都很深入,有属灵的经历,有属灵的价值。他的同工们,也都有些属灵的份量。西教士中有位吴伯瑞(John Woodberry),相当有属灵的份量,上海的守真堂就是他和他妹妹建立的。

他们在中国的工作虽然不广,但属灵的份量却是最重。他们中间曾出了一位华人布道家,他原是位名医,从吴伯瑞得着帮助,非常爱主,也非常有属灵的窍,差不多算是中国基督徒中,第一个认识生命的人。他讲解过启示录,他的讲解也相当有价值。此外,有些医学院的学生,也相当有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份量。所以在中国,宣道会在属灵上可说是比较拔尖的。当时,在广西的负责人翟辅民(Robert A. Jaffray),出版了“圣经报”;这在中国,对讲解圣经来说,称得上是一流的。

第二班传教士,是来自英国弟兄戴德生(Hudson Taylor)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(China Inland Mission),他们主要是到中国内地传福音。内地会的传教士们,到中国来的可算是最多。一八八七年,有一次就差遣了一百位青年西教士到中国来。庚子年拳乱,被杀害的西教士,也以内地会的为最多。戴德生最后死在湖南长沙,葬在镇江。

第三班传教士,是来自美国的南浸信会。他们的工作,原在东北一带地方最兴盛,特别在山东,以后就转到香港。他们所传的福音很纯净,也相当有属灵的份量。这三班传教士,大多是在一八五○至九○年间,来到中国。

此外,还有一股相当大的力量,来自美国的长老会。那时,美国南浸信会和长老会差来的传教士,都是先到华北,而他们的目标都是在蓬莱和烟台。这两个地方,就是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南浸信会在中国的发祥地。他们办了一个联合大学,就是今天济南府的齐鲁大学。这两班人初期到中国来,都是相当有份量,又肯出代价。他们在山东开工的历史,可说是可歌可泣,值得一读再读。

打开古老中国福音的门

因着这些西教士的努力,才打开了古老中国福音的门。内地会的传教士们,也到中国内地各省去,把福音的门打开。到了一九○○年,慈禧太后迷信拳匪,盲目排外,而这些拳匪恨恶外国人,排斥外国宗教。凡是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,都叫作二鬼子;头号鬼子是黄毛蓝眼珠的外国人。那时,福音很少达到教育界,达到知识分子;接受福音的多半是一般劳工,作粗事的人。这班人虽然对真理不太清楚,但救恩他们是得着了,也相当爱主。

拳匪在各省杀害外国人,和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,其中在山西省被杀死的西教士最多,大部分属于内地会。中国信徒也有成千的人被杀、殉道。拳匪之乱的结果,引起八国联军,攻进北京,皇帝逃往西安,中国投降,赔偿难以估计。

这件事对基督教的刺激、激动,远胜过对政治的影响,因为许多西教士殉道了,他们大部分是英国人,多属内地会。当时在英国,有相当多有属灵份量且明白圣经的人,如弟兄会的人;还有一些福音大汉,以及差会的发起人,如戴德生这样的人;并且还有一些内里生命派的人。他们知道了西教士在中国殉道、遭遇逼迫的事实后,就被激动起来,接受一个负担,在主面前迫切祷告。回顾这段历史,我们确实相信主听了他们的祷告,因为往后整个中国的变动,对传福音、接触教育界的人,实是极大的方便。

另一面,主也实在是开了福音的门,从一九一一年之后,主就把福音逐渐带到中国的大学里。到了一九二○年前后,从南到北,福音深入教育界,许多中学生、大学生都接受了救恩。同时,主也兴起了几个中国本地人,向中国人传福音。其中有位丁力美牧师,是个奋兴家,他所传讲的是生命之道,可说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。

余慈度

此外,主也兴起一位女布道家,名叫余慈度。她年幼就得救,以后家人准备把她送到英国去学医。当船到了法国的马赛港时,她忽然要求船长准她登陆。她说,她没有心去读医学,却有心回到中国传福音。船长答应了,她就在马赛登陆,返回中国。她的家人认为她疯了,就不再关心她,她就自己在上海传福音。以后有西教士帮忙,她就在沪北一带,租了个小房子,住在那里开堂传福音。她越传越有力量,听的人也越来越多,就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女布道家。

倪柝声

一九二○年二月间,余慈度被请到福州布道。那时,倪柝声弟兄家住福州。倪弟兄的父亲和母亲,都出身基督教家庭,倪弟兄的祖父是一位牧师。倪弟兄的父亲接受了新时代的教育,进入中国海关工作。所以,他们家庭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注重。倪弟兄就读于福州“三一学院”,是基督教所办的高等学府,特别注重英文。他十七岁时,文学造诣就相当不错。学校注重英文,家里又为他请家庭教师专教中文,以致他中、英文造诣都相当好,在学校里中英文都是第一名,文章写得相当好。

倪弟兄的母亲原是个很强的女性。她读的是上海英文最好的中西女塾,所以英文程度相当好,人又聪明,有干才,胆量也大。她虽然出身基督教家庭,但平日喜欢搓麻将。当余慈度姊妹被请到福州讲道时,她去听了。这一次,她才真正被主摸着,有得救的经历;她彻底向主悔改、认罪。之后,她立即向家人对付她的不是;她向丈夫、向儿女认罪,这使倪弟兄大为吃惊,并且深受感动。他心想,必定是什么事发生了,若不然,像他母亲这样的人,怎肯到孩子面前认错,这是难乎其难的。所以,他定规第二天也要去听听。结果,他也深受感动而得救了。

这段故事是倪弟兄亲自讲给我听的。他说,“常受弟兄,余慈度姊妹传福音,那个力量到什么地步,你知道么?每一天,福音聚会过后,走道两旁都是湿的,像落雨一般。”为什么?因为人在那里悔改、流泪,所以走道两旁都是湿的。倪弟兄在当天晚上就信主得救了。夜里,主向他显现;他在梦里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。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向他呼召,他无法抗拒。那是一九二○年四月二十九日,他得救了,并且蒙主呼召,作主的仆人事奉祂。

倪弟兄得救时,年十七岁。他得救后非常爱圣经,并且开始传福音,两年之内,就把三一学院的学生,几乎一个个都带得救了。那是主作的。同一时间,苏俄共产革命成功,他们打发人到中国来,在北京暗中宣传共产主义。所以那时,在中国的大学里有两样东西盛行:一个是明的进行,就是福音;一个是暗的行动,就是共产主义。

和受恩

倪弟兄得救不久,就知道在福州城外闽江旁边的马尾,住着一位西教士,英文名字是Margaret E. Barber,中文名为和受恩。和受恩教士是位单身的姊妹,由英国差会差派到中国传福音。她在中国传福音时,曾遭差会里其他教士的妒忌,他们且捏造严重的罪状诬告她。于是差会的伦敦本部,就把她调了回去。她因为学习、经历十字架的功课,不肯为自己申辩。一直过了几年,差会的主席发现她受了冤屈,吩咐她把实情说明白,她才得到表白。

在此之前,和受恩教士曾和英国的潘汤(D. M. Panton)弟兄有接触。潘汤是郭维德(Robert Govett)的学生,他们二人都对圣经有深刻的认识,特别是在预言方面。他们对于基督教的错误有透彻的了解;对于召会的一切,也都有相当的认识。潘汤弟兄有一个聚会,不是公会的,也不是弟兄会的,乃是照着圣经的聚会。因此,和受恩教士在关乎召会的事上,也得到潘汤颇多的帮助。

等到她受冤屈的案子澄清后,差会仍旧要送她回中国,但她觉得离开差会的时机到了,就辞去差会的差派,离开公会,自己凭信心到中国来。她回到福州城外的马尾,定居下来。她多半在那里祷告,有人来接触她,她就对他们传福音,或者供应生命。她是个相当认识灵和生命的人,在我们的诗歌里,有几首很深的诗,都是她写的,由倪弟兄翻译出来。如二百八十二首:“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,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…。”又如五百零六首:“祂不误事,因祂是神。”读她的诗歌,就叫我们认识她的确是一个相当属灵,并且非常会祷告的人。

倪弟兄从和受恩教士得帮助

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,倪弟兄和母亲一同去见和受恩,说到受浸的问题,得到她莫大的帮助。他们一家原都是受滴水礼的老教友,那天就在和受恩那里受了浸。从那个时候起,和受恩对倪弟兄也有一些认识。那时有一班青年人得救,约有六十位左右,都一同在和受恩教士那里受帮助。和受恩姊妹非常严肃、认真,并且作事很快。所以这些中国青年,个个都被她责备、指正,到末了,几乎都不敢去了,只剩下倪弟兄一人。

倪弟兄非但不怕被责骂,反倒宝贝那些管教;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灵性软弱,爬不起来了,就把自己送到和受恩面前挨一顿责备,灵里反倒起来了。所以他很敬重和受恩,也得到她最大的帮助。和受恩教士在一九三○年二月故去前,把重要的东西,都遗赠给倪弟兄;特别是她自己所读的那本圣经,里面有很好的读经记录,也给了倪弟兄。透过和受恩教士,倪弟兄接触了英文的属灵书报,像潘汤的黎明报(The Dawn),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)的书等。因此,他对真理有认识,对召会历史有认识,对基督教在西方的光景也有认识。

于是,倪弟兄开始觉得,这些西教士到中国来,带来了三件宝贵的东西:第一是福音,第二是主耶稣的名,第三就是圣经。他非常宝爱圣经。因着读圣经,他发现基督教里许多的组织、规条、作法,都是圣经里没有的,而是人作出来的。

一九二二年上半年,他和王载弟兄夫妇三人,同感他们应该开始擘饼,不要再到公会去领圣餐,于是就在王载弟兄家开始擘饼。以后他自己作见证,这个见证在“往事的述说”里讲得非常清楚。(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八册。)他说,他到永世也不能忘记,从没有一次擘饼靠近天像那天夜里;那天,天离地真是近。后来倪弟兄的母亲知道了这事,也一同参加擘饼;往后,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

李渊如

一九二二年下半年,王载弟兄出门传福音,在南京遇见一位姊妹,名叫李渊如。李小姐原是教书人,中国文学造诣非常好。那时在南京有一个神学院,院长贾玉铭牧师和一班同心的人,办了一分“灵光报”。他很赏识李渊如,就聘请她实际的主编灵光报。李小姐不仅文采好,真理也清楚。王载弟兄认识她之后,回来建议弟兄们,最好请李小姐到福州来布道。起初倪弟兄不大赞同,末了也不反对。

年底,李小姐来了,她所搭的船快要到马尾,大家都准备去迎接,只有倪弟兄考虑要不要去。那晚,他作了一个梦,梦到李小姐来了,弟兄们都到码头去接她,他也跟着去了。船靠岸,大家都往船上跑,他却在后头慢慢走,等到他到了码头,李小姐已经从船舱出来了,弟兄们就把她介绍给倪弟兄,二人握手。他醒来后,觉得这个梦不平常,心想如果这个梦是出乎主的,他若不去,这还得了。所以,第二天他也去了。码头上的情景,和他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。因此,当弟兄们介绍李小姐给他时,他很自然的说,我已经见过了。大家都很惊奇。那时,他就知道,李小姐是主安排给他的同工。那是主所给他的第一位同工。到了一九二五年前后,李小姐和其他几个姊妹,就在南京开始擘饼。

倪弟兄早期尽职的经过

学十字架的功课

一九二四年春天,福州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。当时王载弟兄因为有布道的恩赐,常常出门布道,很受人欢迎。他在上海,遇见宣道会守真堂的创办人吴伯瑞先生。吴伯瑞建议他既然有这个恩赐,若要公会请他,就必须被按立作传道人。他接受了这个提议,就定规一个日期,预备请吴伯瑞从上海到福州,在会所里给他按手,封立他作布道人。倪弟兄知道这件事后,就不同意,并且释放了一篇信息,讲到约柜的历史。

这篇信息说到,约柜在正当的情形中,是在帐幕里;但以色列人失败后,情形不正常,约柜就离开帐幕,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(撒上七1~2。)当所罗门作了王,他先到帐幕那里去献祭,夜里神在梦中向他显现,照他所求的赐他智慧。等他醒了,他知道约柜不在那里,他的敬拜也不应该在那里,就回到约柜所在的地方,在约柜前献祭敬拜神。(王上三4~15。)倪弟兄指出,约柜就是基督,帐幕就是召会的外表;基督不在公会里,基督不在这一套外表里,如按立等事。这一讲,王载弟兄按立的事就作不成功,使得王载弟兄非常不悦,其他弟兄们因对真理不清楚,就都同情王载,觉得倪弟兄是个有异议的人。

倪弟兄讲过那篇信息之后,就出门到南京,又到杭州。当他正在杭州、南京作工时,王载弟兄和其他五位弟兄,竟然借着别的题目把倪弟兄革除了。那时,在福州聚会的青年人,大部分都站在倪弟兄这一面,他们忿忿不平的写信给倪弟兄,打电报告诉他这个消息,催他快回去。然而,他因着学十字架的功课,布道工作又忙,所以只要看到是福州来的信或电报,都暂时放在一边,不予回应。

一直等到在杭州、南京的布道工作完毕,他去了上海,搭船回福州,在船舱里,他才把这些信和电报拿出来看。他越看越生气,气到一个地步,里面实在不平。等船到了马尾,要靠码头时,他的气已逐渐消下去了。里头有话说,“你要学十字架的功课,不要为自己讲话,要忍受,要接受。”于是他定意,回去以后什么也不作,晚上睡一觉,第二天早晨,把行李卷起来,离开福州,到另一个地方去,不再谈这件事情。可是船靠了岸,一群青年弟兄就包围上来,讲这讲那;等他回到住所,屋里、屋外也都是人,都在那里为他打抱不平。他里头又激动起来,就请大家先回去。

办“基督徒报”

夜里他自己安静时,主又对他说话:“你不应该作任何事,应该离开福州。”所以第二天一大早,他就送了一封信给那些青年人,告诉他们:“请你们什么都不要作,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,要搬去罗星塔。”倪弟兄就这样搬到福州城外,马尾附近的罗星塔,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;然后从主接受一个负担,准备出版“基督徒报”。这个报有四个大的负担,就是传福音,讲解圣经,说到召会,并且论到属灵的生命。

该报是一分月刊,每个月都有将近八十至一百页的篇幅,都是倪弟兄一个人准备稿子。在解经方面有默想启示录,及默想创世记。那些信息实在是好,直到如今,我每次读都仍然非常有亮光,有味道。在默想启示录里,大部分着重在二、三章那七封书信,把基督教的堕落、各公会的情形,描写得透透彻彻。那时,对我们这些爱主的年轻人来说,基督徒报成了必读的书报。另一面,也因着看基督徒报,我们的眼睛都得开启,看见公会不合乎圣经,看见什么是召会的路等,种种真理的亮光。

从一九二五到二六年间,倪弟兄开始写“属灵人”。因着篇幅太多,一共十卷,需要较久的工夫才能完成。所以,他先写了一个缩小本,叫“灵修指微”。

一九二五年左右,李渊如和几位姊妹在南京开始擘饼之后,她就有心要离开“灵光报”,完全走恢复的路;但是“灵光报”的负责人,不接受她的辞职。她是一个道德很高,责任心很重的人,一时也无法走开,就在那里勉强作到一九二六年底。一九二六年,倪弟兄住在成寄归弟兄家里,帮忙翻译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所出的“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”。同时,也和李小姐有些交通。因此,李小姐对于属灵的认识,增加了许多。

一九二七年,革命军占领南京时,有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就毁教堂,也把灵光报社完全毁了。所幸主怜悯李渊如姊妹,她机警的从后门一个窄巷子里逃出去,然后搭了火车到上海,与那里的同工姊妹相会。

上海的召会是一九二六年年底,汪佩真姊妹和一些姊妹在辛家花园,汪佩真父母的家里,开始擘饼的。那是因为汪佩真姊妹在南京念神学时,接触到李渊如姊妹,也遇见倪柝声弟兄,之后就转到主恢复这条路上来。一九二七年,倪弟兄再一次到上海,和当地的圣徒一同擘饼聚会,而后汪家从辛家花园迁到赓庆里,聚会的地方也迁到赓庆里。同年,倪弟兄把他的福音书房出版社,从罗星塔搬到上海。一九二八年一月,他们在上海哈同路的文德里租到房子,就不再在汪家聚会了。从那时候起,直到一九四八年底,上海召会都是在那里聚会。一九四八年在南阳路买了一块地盖大会所,聚会才搬到了那里。

开第一次得胜聚会

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,倪弟兄在上海召会有第一次特别聚会,称作“得胜聚会”。这次聚会的中心信息,说到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。参加的人约有五十位左右,其中二、三十位是从外埠去上海的,他们大半来自江苏的北部和浙江南部的平阳。

经历神的医治

一九二八年,倪弟兄写完“属灵人”,并且出版了。在写属灵人之前,他就已经得了肺病,因着写属灵人的缘故,到了一九二九年,他的肺病更加严重,重到一个地步,连医生都说无药可救了。他不能起床,也不能吃饭,夜间盗汗,不能安睡,自己也断定是必死的。有一天,他为此专一的禁食祷告,求神给他信心,结果神给他三句话:“义人必因信而活,”(罗一17,另译,)“凭信而立,”(林后一24,另译,)“因信而行。”(林后五7,另译。)至终,他得着神大能的医治。

出版“复兴报”与“讲经记录”

一九二八年,“复兴报”在上海复刊。“复兴报”原创刊于一九二三年一月,在福州出版,一直到一九二五年,倪弟兄有负担出版“基督徒报”时才停止。基督徒报从一九二五年底出版,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停刊。一九二八年一月起,倪弟兄再度开始出版复兴报。复兴报比较深,是专讲属灵的原则、复活的生命、基督的得胜并基督的身体等。到了一九三○年四月,倪弟兄又开始出版另一个刊物—“讲经记录”,一个月一期。这分报刊比较浅显,多半是他在上海每主日,或其他时候所讲的生命信息;出版的数量比“复兴报”和“基督徒报”多。

至于我们中间所用的诗歌,那时叫小群诗歌,在一九三○年,已经出到一百三十首。

开第二次得胜聚会

一九三一年十月,倪弟兄在上海有第二次的得胜聚会。这一次到会的人比较多,大半仍是从平阳和江苏北部来的。这次特会里,倪弟兄讲的信息是“神的约和神的智慧”,已出版为“更美之约”或“什么是新约”。该书前面几篇信息,就是他当日所讲神的约,末后的一、两篇,则是一九四六到四八年间,我在上海讲的。倪弟兄是讲约的真理,我讲的是约的经历。到了一九五○年之后,李渊如就把这两面的信息合并起来,出了一本书,称作“新约”,以后我们将其改名为“更美之约”,又名“什么是新约”。

这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,倪弟兄在一九二○年得救,一九二二年正式开始他的职事,设立了召会。他这一生从二二年算起,直到一九七二年被主接去,共是五十年;末后二十年被共产党逮捕坐监,没有工作。前三十年刚好分成三个段落,每个段落各十年。从一九二二到三二年,是一个段落;一九三二到四二年,又是一个段落;一九四二到五二年,又是一个段落。

一九三二年,他到北方和我相会,就开始了北方的恢复,所以一九三二年是一个段落的开始。一九四二年,在上海的召会有大风波,使他不能尽职;有六年的工夫,他隐退了,所以一九四二年又是一个界碑。一九五二年,他被逮捕入监;他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坐监,直到一九七二年被主接去。

倪弟兄与李弟兄的接触

一九二二到三二年间有个插曲,关系我和倪弟兄的接触。我是生在基督教里,从我母亲那一面来说,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。我母亲的外公,是南浸信会的教友,把他的外孙女,就是我的母亲,送到南浸信会学校去读书。她在那里读书,受了浸,但并没有得救;然后,她嫁到我父亲家来,我们这些孩子出生以后,她就把我们带到南浸信会。

我在南浸信会读小学,作礼拜,上主日学,听他们的道理。虽然我常为基督教辩护,但却十足没有得救,连南浸信会的浸礼也没有受过。然而到了一九二五年,我在外面有了一个转机。在这之前,大概有五年的光景,我都不再到礼拜堂,并且很不喜欢基督教里的那一套,看传道人不好,牧师不好,什么都不好,所以也不去作礼拜。我母亲虽然没有得救,主日却一定要我们去作礼拜。那时我正值十七、八岁,母亲也管不了,只好暗暗难过。

不久,我的一个姊姊,因着未婚夫忽然故去,而有了一个转机。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得救的人。她得救之后就为我祷告,并且把我交托给一个很好的牧师,这位牧师常常来看望我。一九二五年阴历年时,我忽然有个感觉,觉得不能再这样混下去,就决心周间好好用功读书,到主日,上午去作礼拜,下午去踢足球。于是,我就到那位牧师所在的中华自立会礼拜堂作礼拜。我在那里作了三周礼拜,他们欢迎我去领洗。领洗前,有考堂会,由他们的长老发问。我忘记我回答了些什么,只记得那个牧师一直替我说话,介绍我母亲是信主的,姊姊又热心,我也常常来礼拜堂,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天早上,我就去礼拜堂,没有祷告,也没有读经,只是一个个的报名字,报到我的名字,我就上前去,站在那里,牧师为我滴三滴水就受洗了。

一九二五年四月间,我刚受洗之后,就听说有位女布道家,才二十五岁,要到我们烟台来开布道会。我听了很好奇,就在一个下午去听她讲道;那就是汪佩真姊妹。那一天,她在那里传福音,实在有权能。她举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例,说到撒但像法老一样,怎样霸占人。她没有讲罪,只专特的讲世界的霸占。她的话实在把我抓住,我就醒悟了,觉得自己不应该给世界霸占;我就在那里接受了主,得救了。之后,我从礼拜堂出来,往家里去,走在路上,我就向神祷告说,“我不要世界了,我只要信耶稣。”同时,我也觉得主呼召我,所以我也祷告,愿意作一个穷传道,拿着圣经,到附近各乡各村传福音,即使喝山水、吃地里的树根和地瓜,也是甘心。这是我一路上的心愿,也是我的祷告。

我得救之后,非常爱圣经,也愿意读圣经,并且收集了各种属灵书报。其中有一分“晨星报”,里头有倪柝声这个名字,他的文章是整分报里最高、最好的。以后我就和他通信,同时也读他的书报。那时,在中华自立会里,有个和我同年的年轻人,名叫杜忠臣。他看见我得救之后很有追求,并且读圣经,牧师甚至会在主日上午要我讲道,所以他就来问我:“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?”我给他倪弟兄写的“得救的证实”那本书,他读了就清楚得救了。后来他的公司调他到上海,他问我怎么办?我说,“你真有福。你去了上海,就到倪柝声先生那里去聚会吧。”以后,他就作了上海头一班三个长老之一。

一九三二年,杜忠臣弟兄回烟台度假,把他在上海聚会美好的光景讲给我听。我真是向往,所以就写信请倪弟兄到烟台来。另一面,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中华自立会时,牧师把我们比作迦勒和约书亚,我们留给他们非常好的印象。因此,我们两人,就去见牧师、长老,建议他们邀请倪弟兄来讲道。他们就请了。杜弟兄回到上海,也当面把一切的情形报告给倪弟兄。

一九三二年六月间,倪弟兄来到烟台,先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里,对众人讲道,那次聚会好得不得了。然后又去烟台附近的黄县,在一个南浸信会神学院讲道,我也请假陪他前去。不久,他从黄县回到烟台,在我家住了两晚,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交通。

我从一九二五到三二年,有七年之久,都是到弟兄会中很严格的牛顿派去听道。一九三○年,我还在弟兄会的时候,那里的领头人布纳德先生(Mr. Burnet),在海里给我施了浸。一九三二年,倪弟兄住在我家时,要求我带他去见这位布纳德先生,我也带他去了。然后,他就搭船离开烟台。

倪弟兄离开的那天晚上,吃过晚饭后,有位中华自立会的弟兄来见我,他有一个朋友,那时正大遭苦难,他想请倪弟兄去讲讲道,安慰那个朋友。我告诉这位弟兄,倪弟兄今天已经上船了。然后,我请他一同交通。那时是七月间,天气很热,我家靠海很近,我就建议他到海边坐坐,他也很喜欢。在去海边的路上,他问我关于受浸、擘饼这类的事。到了海边坐下后,我就把受浸和擘饼,从头至尾讲一遍给他听。我讲得条条有理,点点是道,都是照着圣经。

讲到夜里,月亮挂在高空。他说,“李先生,不要讲了,现在我请你作一件事,水就在前面,你给我施浸吧。”我说,“这个不行。我是个年轻人,怎么可以?”他马上责备我说,“你这个人,能说不能行。你刚才告诉我,什么人可以受浸,什么人可以施浸,什么时候是合式的,什么地方是合宜的,有水就可以了。现在我认为我应该受浸,我也认为你应该施浸。时候对,水也对,你却推辞。”我借口说,“我们跪下祷告,看看主怎么引导。”我一跪下去,主就说话。主说,“你看,这里有水,受浸有何妨碍呢?你没有去找他,他也没有来找你。他是来找倪柝声弟兄的,就这样到了海边,谈到半夜,有多方便?你不作,你真是错。”我起来,没有话可说,但我还是找了一些话推辞。他不让我推辞,坚持叫我给他施浸。最后,我们两个人就穿着夏天的衣服,到海里去,我把他浸到水里。那实在是喜乐得无比。

真奇妙,我们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讲,他忽然说,“明天,我就到中华自立会,把我的圣经、诗歌拿回家,我再也不去那里了。我要到你家,就是我们两个人聚会,好不好?”我说,“好吧,我也不再到弟兄会了,就在我们家聚会吧。”就这样,我们两个人开始聚会了。我公司里有两个同事,一个是我的同学,还有一个是我的邻舍,他们听见这事,也要求我给他们施浸,我不能推辞,就为他们施了浸。这样就有四个人擘饼了。过了两周,有十一个人擘饼,再过两周,就有十四个人擘饼。这样,烟台的聚会就在一九三二年夏天开始了。

我写信给倪弟兄,和他交通这件事。倪弟兄就在一九三三年出刊的第一期通问汇刊里,刊载了烟台聚会的起头。刚开始,因为我家里地方小,不方便,只有弟兄聚会;以后有的姊妹要求参加,我们就找到大的房子,搬进去聚会,接纳姊妹。第二年夏天,我们的人数就达到了六、七十位。

第一个来访问我们的,是汪佩真姊妹,她在三月间来烟台。第二个来访问我们的,就是倪柝声弟兄,他是在四月间来的。这次他住在我家,晚间在我们的会所讲道,上午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讲道。他的话语使我们大得帮助。

一九三三年夏天之前,倪弟兄接受英国弟兄会的邀请,去欧洲访问。那时烟台召会聚会的人数,差不多有一百位。我白天作事,晚上负责讲道,主日负责讲台,还要照顾一百位圣徒,实在是相当吃力。况且一九二五年,我得救那一天,就在回家路上蒙主呼召。因此,到了这时候,主就提醒我:“你不是奉献了么?你不是答应了我的呼召么?”但我考虑当时在召会的弟兄中,收入最多的就是我的弟弟和我,奉献上多半就是我们两个人。同时,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,已经有三个孩子。如果放下职业,还要奉献顾及别人,那么谁能顾及我呢?我里头的信心着实不够。

所以从八月一日开始,我挣扎了三周之久;到八月二十一日那一天,我实在过不去了,就和两位带头的弟兄交通,请他们为我祷告,我自己夜里也跪在主面前和主交通,最后定规次日辞职。第二天早晨,弟兄们也都印证,我应该离开职业。于是我就去辞了工作。辞职以后,我到邮局去,邮局里的人给我一封从东北长春来的信。我在路上把信拆开,原来那是一封请我到别处去讲道的信。信上说,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你,请你来讲道。这是我一生所接到的头一封邀请信。我刚刚辞职,就接到一封信请我去讲道,我就得着明确的印证。立刻,我去见总经理,告诉他说,等我从东北回来再交代我所经手的事。

我在东北时,总经理给了我一封信说,他们不能让我走,还要给我加薪、升级。那时是九月底,按公司的习俗,到每年年底都有一大笔的红利。我心想,再过三个月就年底了,我可以留下来,等领到红利再离开。我里头就受了引诱。

那知,我从东北回来一到家,我的弟弟就给我一封从上海福音书房转来的信。我打开一看,是倪柝声弟兄写的。信里怎么说呢?“常受弟兄,关于你的前途,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。你感觉如何,愿主引导你。”信是在八月十七日写的,也就是我正在为是否放下职业挣扎的那三周中。我就惊奇,倪弟兄怎么会在那个当儿,写这封信?我虽然不知道,但是我看到那封信,几乎落泪。我就对主说,“主啊,没有话说,我明天就去向经理交代,我不作了。我要去上海见倪弟兄。”

那时候没有航空信,都是寄海邮,所以信是倪弟兄在八月十七日下午写的,寄到上海,再转到我家,等我收到时已经是九月底。我在十月里到了上海,去见倪弟兄,他留我作客。我头一件事就问他:“倪弟兄,你为什么写这封信,你在那儿写的?”他告诉我,他从欧洲回中国的时候,船在地中海上航行。八月十七日那一天,他在船舱里,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,祷告之间,觉得该写一封信给我,告诉我该全时间事奉主。当时,我里头得到极深的印象:这个弟兄一定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。若不然,我人在中国挣扎,他远在海中坐船,怎么里头有感觉,应该写这封信来和我谈我所挣扎的事?因此,我对他非常的敬佩,他也开始很赏识我,为我们的同工立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。

我住在倪弟兄那里时,有一天他来了,这手抱着四卷书,那手抱着五卷书,到我房里,放在我床上,说,“这给你。”我一看,那一套五卷的是达秘的“圣经略解”,就是他在一九二五年覆我信时,说最能帮助我读经的一套书。我欢喜得不得了。另一套四卷的是阿福德(Henry Alford)的“给英语读者的新约”(The New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s)。我现在了解,他给我这两套书,不是仅仅给我作礼物,他所作的是成全我,要帮助我读圣经、认识圣经。

过了三、四个月之后,有一天,他对我说,“李弟兄,我们在这里的同工,都觉得你应当把家搬到上海,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工作。你将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。”我一祷告,亮光就来了,给我看见,在行传里,主的工作只有一条路,只有一个流,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,从安提阿再往外流,这一路上拣起来的人,都归于这一个流。保罗并没有另开一条路。那时主就给我看见,倪弟兄向我的提议是对的,我不应该自己在北方再开一个头,作一个工,我应该进到这个流里;以后,从这里再往外流出去。所以我就答应他,到上海和他一同作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