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 主作元首管理世界局势,
为要作人的救主

行传五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说,“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,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祂复活了。这一位,神已将祂高举在自己的右边,作元首,作救主,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。”神使基督作元首,不仅是一国的元首,甚至不只是全地的元首;基督乃是宇宙的元首,掌管天和地。神也使基督作救主。基督作元首是手续,作救主才是目的。祂若不作元首管理万有,就无法作救主。所以基督先作元首,才作救主,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人。在我们这面是悔改,在神那面则是赦罪。我们悔改,神就赦罪;这听起来很简单,实际上却不简单。

以中国人为例,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历史悠久,道德标准崇高。许多的古文明,如埃及、巴比伦、希腊等,一段时间之后就因故凋零,唯有中华民族虽然历经风波,却始终存留。所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就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。不只我们的文化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,我们的道德更是高尚。孔子关于道德的教训,与圣经相比,可说毫不逊色,甚至更崇高。圣经讲顺服,但孔子讲三重的顺服,就是女子未嫁从父、出嫁从夫、夫死从子。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的教训高过圣经,但用伦理道德的眼光来看,孔子的教训的确可与圣经相比拟。中国人既有这样高超的文化与道德,要我们向神悔改,求神赦免,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就我自己来说,若是我早几百年出生,恐怕就不会有机会听见主耶稣这名字,并悔改归向神,得着神的赦免。但主是主宰一切的元首;祂主宰我的出生,也主宰世界的局势。

从中国近代历史,看主的主宰

帝国主义与中国门户开放

从历史的角度看,已过两、三百年,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都有极大的变迁;若没有这样的变迁,福音就绝不可能传到中国。鸦片战争以前,清廷采取锁国政策,外商只许在广州一地贸易,并且限制重重。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大的耻辱,但正是这件羞耻的事,才打开了中国五大港口,且废除公行制度,使英商可以不经由中间人即自由贸易。英法联军之战后,签订的天津条约更开放十处通商口岸,其中一处为登州,即后来的烟台,也是我成长的地方。

从人这一面看,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是通商作生意,但是神在背后安排这一切,目的是为了打发西教士,使他们能自由的把福音带进中国。烟台开放后,就成了中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北之西教士的聚集地点。烟台的地点、天气、港口都好,许多西教士总会在夏天到烟台避暑。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,也选在烟台开办一所专为传教士子女设立的学校。

为着烟台的开放我感谢主。若非烟台开放,我不会得救。西教士到烟台,把福音传给我外曾祖父母,到我已经是第四代基督徒。若不是西方国家借着军舰炮弹侵略中国,中国人仍会以天朝上国自居,门户也不会向外打开。我并非赞同帝国主义,但我必须承认,帝国主义也是主的工具,为主使用来打开中国这个封闭的国家。

义和团事件与民国的建立

但门户开放还不够。因着清廷被迫与西方国家签下许多不平等条约,中国弥漫仇外的空气,至终于一九○○年引爆义和团事件,义和团对西教士及中国基督徒大加迫害。那时我尚未出生,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兄姐逃进山里,躲避迫害。门户虽然开放了,基督徒却遭到迫害。即便如此,许多西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殉道,却唤起西方圣徒的负担,他们为着中国情势的迫切祷告,正是为主在中国进一步的行动铺路。

主有祂主宰的安排,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,不只成功推翻满清政权,更推翻几千年以来的帝制,建立了民国。从人的一面看,是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思想,进而起来革命。但孙中山先生也是在主这元首之下;他的崛起,以至于推翻几千年的帝制,完完全全是主作的。主在天上发动运行,地上就有人起来革命。主是掌管地上万国的主,兴王、废王都在于这位元首。

逼迫反使信徒增多

辛亥革命成功,民国成立后,中国基督徒人数增加。之后共产党崛起,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建立政权,国民政府迁至台湾。共产党坚守无神论,并拒绝一切与帝国主义有关的事,包括基督教,以致大大打压、迫害基督徒。然而我们要说,连这样政权的转移,也是主的主宰。

一九四○年代,中国的基督徒人口,包括天主教徒在内,共约三百多万。这不算少,但以中国广大的人口来说,比例却很小。共产党执政之后,西教士被赶走,本国基督徒大都下了监,也有许多殉道的。基督教在中国沉寂了约二十年。然而,尽管基督徒经过各样的迫害,许多人仍坚守信仰。他们虽不能公开的作基督徒,却不放弃信仰,还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下一代。到一九七○年代,他们的下一代长大了,福音就进一步往外传扬。据统计到一九八五年,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竟达五千万。基督徒越受打压和迫害,信主的人反倒也越多。主的作为实在奇妙。

从主恢复的向外开展,看主的主宰

主在台湾的工作

我到台湾也是主主宰的安排,不是我自己的主张。抗日末期,眼看抗战就要胜利,我们原本打算等时局稳定,要用东北的财力配上华北的人力,往中国西北开展;不料共产党却来了。因着时局变化,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倪弟兄召开第一次紧急同工聚会,会中他对众人说,“不论李常受弟兄赞同不赞同,我们都要请他出国。”一九四九年初,情势更加危急,倪弟兄又召开第二次紧急同工聚会,并重申要我离开中国大陆,使主在我们当中所作的不至全部失去。同年三月底、四月初,我就辗转到了台湾。

来到台湾之前,我在上海召会服事。中国大陆有几百处召会,上海又是工作的中心。但我却来到这个小小的台湾,一切从零开始。我原本开发西北的远大计划成了泡影,不得已来到台湾,里头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可作的。但这看似消极的事,实在也是神主宰的安排。当时有许多人得救,若非他们被迫来到台湾,也不会得救。

我消沉了一段时间,里面就有声音说,“不要这样,你这样作什么基督徒?你为什么不从台北到高雄走一走、看一看?”那时我负担就来了,我就从北到南看了一圈,拜访那些随政府机关、学校、医院迁到台湾的弟兄姊妹,约三百至五百位。他们散居在台湾各地,就在各地把召会的见证建立起来;这可说是主在台湾工作的开始。

西方工作的进展

之后主又带我到了美国。一九六○年我初到美国时,有人告诉我因着有严格的移民配额,加上等待移民者众,我差不多要等一百年才有可能拿到美国的居留权。我没有任何神学文凭,但在主的主宰之下,我先前在台湾出版的书报,有些已被翻译成英文,甚至丹麦文,这使我快速取得传道人的身分。这是主的恢复在西方工作的起头。后来美国移民政策开放,中国人大量涌进美国。我本来不愿意在美国作华语工作,但是许多移民来美国的弟兄姊妹英文不好,我们也不能不顾他们,于是开始了在美国的华语工作。

这都是主作的。主这样把美国一开放,中国人都来了,而且以学生居多,他们是最容易信主的。可以说,现今全球最容易信主的就是中国人,而且是一群一群的信。五十年前在中国大陆,要带一个人得救非常不容易,但今天不论在美国或是在欧洲,最容易被主得着的就是中国人。在整个世界的局势中,我们都看见主的手。

主是主宰一切的主,“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。”(徒二36。)无论是那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都不能左右世界局势,唯有主掌管一切。所以不要以为你得救是一件小事。若非主主宰的安排,调度世界局势,在东方调度一下,在西方也调度一下,要一个中国人信所谓的“洋教”太难了。但主就是这样东方、西方动一动,人到台湾或海外就很容易信主。在一切事上,我们都看见祂是主;祂作元首掌管一切,为要作人的救主。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讲于加州安那翰